[業餘者說05] 妮莎雅尤:跨性別者在馬來西亞

成為跨性別盟友,妮莎雅尤的鬥爭 / 《業餘者》整理報導

8月27日,為了配合當天下午由大學生發起的“捉一號官”集會,業餘者把原定於下午舉辦的“跨性別者在馬來西亞”(Transgender in Malaysia)講座,提前到早上進行。原本以為出席人數會因此而減少,但沒想到,有超過40名聽眾擠滿現場,多少說明了國內跨性別群體的議題,至少在華人圈子裡,已不再是人們視而不見的。

14125662_1265148603517598_9176055179437948628_o這場講座主講人是跨性別社運人士妮莎雅尤(Nisha Ayub,見圖右者),講座以三語進行(妮莎略懂華語),其中一些有關性別認同的基本知識,則由擔任主持人的“異樣”成員張玉珊(見圖左者)分享,讓現場聽眾得以更好地把握到論述重點。

跨性別群體在我國越趨艱辛的處境,跟現今國內宗教保守勢力抬頭息息相關。而LGBT群體在傳統父權社會底下處於弱勢,長期飽受威脅。妮莎是人們較為熟悉的,為跨性別群體權益發聲的代表人物,是關注跨性者及底層階級的SEED基金和性平組織“姐妹要正義”的發起人。

長期以來,妮莎捍衛跨性別者權益,將執法當局不公對待跨性別者的事件告上法庭,現今常駐吉隆坡秋傑路辦事處,為當地的跨性者群體提供協助。妮莎多年的耕耘獲得國內外的認可,於今年獲得美國頒發國際婦女勇氣獎(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age Award)的殊榮,是第一位獲頒此獎的跨性女性。

你的性別是什麼?

14125603_1265149526850839_4766371801063636344_o講座一開始,妮莎就向所有現場的觀眾拋出問題:“你的性別是什麼?”(What is your gender?)看似簡單的問題,卻似乎把現場的觀眾都問倒了,沒有人即時給予回應。這時,相信在不少人的腦海中,只能弱弱地想到英文中對於“Male”與“Female”的區別,而那其實是生理性別(sex),而非心理性別(gender)。Nisha從人類仍處於胚胎階段,性別並非早就確定無誤的科學根據講起,說明人們對於性別身份的認定,往往是整個社會機制不斷建構及強化的結果。

對於兩大性別的區分,並且要求人們按此各自服從于不同社會身份的安排,充其量只是大大方便了統治階層,以最為粗暴的劃分模式,來管理整個社會。至於每個人的性別身份,是否都能以如此截然二分的方式來歸納,反而沒有太多人關注。不難想像,大眾對“Male”與“Female”的認定,讓社會規劃者省下了多少的麻煩,建設的成本也能大為減少,所有的社會資源只需要按這樣毫無根據的劃分去分配,在建立公共廁所即是如此,而完全沒有考慮到使用者的實際需求。

妮莎健談開朗,多次重申大家能夠問她任何問題,包括敏感的私事。她甚至主動說:“你們應該問,我們(跨性者)平時是進男廁還是女廁的?”引來現場一片笑聲。對此,她回答到,在一般的情況下,跨性女人都會選擇進入女廁,但很多時候,即便是在城市的大型購物廣場,仍然會招來其他女性使用者的異樣眼光,後者甚至向廣場保安投訴。

受制於一國兩法

國內輿論針對跨性別群體不帶友善的稱謂,多不勝數。妮莎列舉常用的貶稱就包括了:人妖、阿瓜、pondan等等。而妮莎則能接受馬來文當中,用來指稱跨性女性的稱呼:Mak Nyah(媽嫣)。

跨性別群體遭受打壓的現實處境,最能夠彰顯出我國長久以來實行“一國兩法”的困境。執政當局經常透過主流媒體放話,指非穆斯林不會受到伊斯蘭法制約,不少人對此感到心安,多少反映出持這種立場的人士,並非身處社會中的弱勢,既然自己不受影響,就自然不會去關注這個國家實行兩種法律所帶來的潛在問題。

國內的跨性別群體,尤其是穆斯林,都不斷面對伊斯蘭宗教局的干擾與打擊。跨性別群體的存在,成為國內各個族群共同視而不見的隱形部分,足見國家政策的倒行逆施。在80年代以前,跨性手術甚至仍能在馬來西亞進行,而在伊斯蘭法日趨加強以來,穆斯林跨性者就常在此法下被逮捕和判刑,最常見罪狀包括男穿女裝。而跨性女性被逮捕後,卻被關押在男性監獄,遭同窗和警察暴力霸凌和性侵。妮莎坦承,她也是眾多受害者之一。

14124467_1265149640184161_3465908833444506350_o華文報章開始關注

跨性別群體長期受到打壓,光明的明天雖不知何時才到來,但希望的曙光還不至於完全消失。至少,對妮莎而言,近幾年主流華文紙媒在報導有關跨性別群體的新聞時,態度已有明顯的轉變。甚至,主流華文紙媒還會針對國內跨性別群體的處境,作出深入的追踪報導。這多少改變了不少華裔讀者原有的刻板印象。

這種改變,從前是難以想像的。妮莎還說道,當初想在秋傑路開設辦事處時,無法獲得政府的資助,只能仰賴大眾的捐獻,但沒想到卻能在短時間內獲得社會的積極迴響,讓事情得以落實。之後,她們更成功獲得婦女部的資助,然而這筆資助目前已暫停。

妮莎希望,有更多人能成為跨性別盟友(trans-ally),和跨性別者站在一起,反對國家和社會對跨性別群體的暴力和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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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者說04]傅向紅:後國族視角:看(不)見(女性)移工及(東)南亞在馬來西亞

移工:國家建構的難題/ 《業餘者》整理報導

2016年7月15日(五)8pm@ Lostgens

前言

開齋節假日後不久,業餘者有幸邀請到研究公共衛生、身體政治與移工課題的學者傅向紅,前來分享她對移工政策及政治的觀察,及田野調查的經驗。

移工,或一般人所謂的外勞,長久以來“寄居”在這片國土上。有言道:人離鄉賤,這些離鄉背井到別國謀生的外籍群體的命運,注定猶如浮萍般飄零,更難言可以活出尊嚴。選擇在我國這個民主體制殘缺,政治環境畸形的社會落腳,問題肯定只會變得更加的複雜。

移工的形象,在許多反對黨領袖的口中,通常都是可以任由執政政府隨意差遣的幽靈選民,是導致國家始終無法變革的主因。即便是一些標榜擁護進步理念的政黨人士,也容易犯下直接把國內移工群體,當作必然的病源體的謬誤。

政府轉移視線

IMG_1073對執政當局而言,每當治安敗壞的警號響起,大概也就是大舉逮捕外勞的時機,而一般大眾也似乎相當滿意這樣的處理方式。不過,傅向紅提醒我們,我國的情況,尤為特殊。我們既是龐大勞動力輸入國,同時也有人才大量外流,看看每天清早,新柔長堤人潮湧動的情景,便可說明。同時,政府操弄人民對移工及外來者的情緒,轉移視線,試圖轉移視線。

然而,要了解國內移工的處境,也不是簡單的事。首先,誰是移工,本身就不容易說得清楚。一般而言,移工固然泛指從別的國家前來我國工作的外來人士。不過,在英文當中就以“expat”來區分高收入專才(多來自發展國家),及從事勞力工作的低收入移工。但凡月入五千或以上者,在我國就不會被視為一般移工,而是專業人士。

移工究竟以怎樣的身份過來,他們通過怎樣的管道進來我國,又以怎樣的方式繼續留下,當中的差別複雜多樣,多少也決定了這些人待遇。

中文語境下的移工定義,語焉不詳的情況就更加明顯了。或許,對許多人而言,只要不是遊客,那些看起來皮膚黝黑的客工,全都可視作“外勞”。這裡頭當然包含了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歧視。

研究者的倫理

傅向紅分享,作為研究員,在通過田野調查及訪談來了解移工之時,也得面對倫理的挑戰。願意接受訪問的移工,說明了他們對研究者的信任,研究員與受訪者之間因而存有一份不言而喻的契約。我國執法單位對於人權的踐踏,已是無法掩蓋的事實。作為絕對弱勢的移工群體,一旦遭遇執法單位的逮捕,生命並無任何的保障。

因此,出於保護受訪人的緣故,主講人全程省略了受訪者的真實姓名,也不展示任何受訪人的照片。要如何調解由倫理所帶來的各種張力,算是關注移工問題時的第二種障礙。

IMG_1106這些客居我國的移工,其中又出現有證居留與無證居留的差別。需要注意的是,是否獲得居留證件,往往輪不到個別移工自行選擇。很多時候,一些原本有證居留的移工,或會遇上有意刁難的雇主,沒收其護照和證件,或是沒有更新居留准證,便成了逾期逗留的無證移工。傅向紅指出,執政當局在處理這一系列問題時,手法顯得相當粗暴。

對移工而言,有證居留不見得就是百利而無一害。有證居留其實也就意味着接受執政當局的規訓,儘管無需擔心執法單位的對付,但行動自由大大受制于其工作的單位。反而無證的狀態提供了更多自由的空間。根據傅向紅的觀察,在巴生谷流域一帶,執法人員逮捕無證移工的行動比較頻密,但是在南馬的地區,類似的情況,卻較少發生,所以那裡會有更多的無證居留的移工。

國族建構與移工

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國的移工政策也有顯著的變化。根據傅向紅的爬梳,新經濟政策落實以前,基本上並沒有引進移工的問題。之後,國家推動多項大型發展計劃,大量的工作空缺,便由外來移工填補。然而,當移工數量暴增,政府卻未擬定良善治理的措施,移工福利仍未有保障時,前首相馬哈迪卻公開控訴,首都將被移工填滿。

至此,移工成了舉國上下想要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群體。到了現在,政府更傾向于只發放臨時工作准證給移工群體,讓他們成為“客工”(guest workers),可以任意遣返,也更難在我國定居。

說到底,界定誰是外來者,與國家及國族想像的建構緊密相關。這也是傅向紅研究國內移工現象時想要提出的疑問。對於熱衷於國家建構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區分你我。要做到這點,自然涉及到需要將權力延伸到國界的劃定,以及對於人身健康的控制。在移工課題上,我們就能清楚看到掌權者如何在上述兩方面,將權力的運用發揮到極致。

政府除了清楚宣示外人在進入哪些範圍後是否合法,也向在地工作的外來群體徵收各項費用,以彰顯權力,實際上更為增加經濟收入。每年,政府要求移工到指定單位進行身體檢查,以作為更新工作准證的指標,其中涉及的數目,達數以億計。

被壓抑的情慾

當移工只被視為勞動的工具,人的情感及慾望自然也被壓抑。不少移工跟大夥共睡狹小空間,居住環境已經相當惡劣,要處理私密的情慾,無疑是奢望。而往往避孕的責任只落在女性移工身上,這裡頭又再彰顯父權思維的邏輯。據說,訪談的女移工都會從家鄉帶來當地土產便宜的避孕藥,每次可服用一整個月。

如何看待移工在馬來西亞的生活,不少人以他們搶占公共資源為憂,卻忘了他們負責建造的同時也在本地消費。而到底公民和非公民的福利該有何差別,這課題尚未如新加坡社會般激起廣泛討論。現場一位醫生提到,就他的經驗所及,不曾遇上如媒體報導般,醫院對移工見死不救的情況;相反地,醫院經常會接收一些不明人士的求診。

另一位觀眾則提到釐清事實的重要性,提出文化研究者不應預設立場,導致在現實問題面前,含糊其辭。反之,應該先從掌握客觀事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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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者說03]莊華興/《西崑山月:馬來新詩選》新書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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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翻譯?馬華與馬來文學的交匯/ 《業餘者》整理報導

2016年7月2日(六)2pm@商務上海聯合書局

你認識的馬來作家有多少?他們都寫什麼呢?7月2日,業餘者和吉隆坡商務印書館聯辦了一場新書座談會,由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高級講師莊華興主講,吳小保與談,蘇穎欣主持。

莊老師多年來研究馬華文學及馬來文學,也以雙語從事翻譯及創作,是本地少數幾位努力推動華馬文化交流的學者。這本《西崑山月:馬來新詩選》收錄了跨時代20位馬來現代詩人的105首詩歌及莊老師的譯作。

據他說,這些作品早已在6年前完成,惟在申請出版基金上屢屢碰壁,向國家翻譯院及國家語文局申請經費最終石沉大海,而耽擱了數年,最終獲得南大基金會資助出版。取名《西崑山月》,因為在《馬來紀年》中,西崑山(Bukit Siguntang)是馬來人的祖先Sang Sapurba降世的地點。

譯詩的難題

IMG_20160702_145252_HDR莊老師說,常有人認為翻譯是「搬文過紙」,僅是將一個語言轉換成另一個語言,如此而已。但翻譯詩歌顯然是最難的,意象的翻譯該譯得多白?在中文沒有的文字,該怎麼處理?他舉例,他非常喜歡的詩人科馬拉(Kemala),其詩帶有濃厚的宗教哲理和神秘主義色彩,而伊斯蘭蘇菲主義(Sufism)的用語翻遍詞典也找不著。

這部譯作所收錄的作家,有華社相對熟悉的寫實詩人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抒情詩人沙末賽益(A Samad Said),也包括以雙語寫詩的知性詩人莫哈末哈吉沙烈(Mohd Haji Salleh)、結合現代主義及馬來思維的民族主義詩人巴哈晉(Baha Zain)、後現代詩人AGI(Abdul Ghafar Ibrahim)、以現代主義書寫鄉土的拉笛夫莫希丁(Latiff Mohidin)、華裔馬來語詩人林天英(Lim Swee Tin)等等。

講座上,莊老師也簡單介紹這些詩人的詩風及生平。如烏斯曼阿旺是以馬來班頓(pantun)精神來創作,講究形式與音韻的和諧,抒情和諷喻兼具。如左翼現實主義詩人卡辛阿末(Kassim Ahmad),曾任人民黨主席,創作中時時觸及艱辛鬥爭、壓迫與公正等議題。

現場朗誦詩歌

談到馬來語的奧妙與美麗,莊老師現場朗誦了數首詩,尤其以茜蒂翟侬伊斯迈(Siti Zainon Ismail)的「鈴鐺」(genta)最為有趣:

Genta (1985)
Senja. Ketika loceng berkerincing dari gelang
sepatu yang kuingat ialah genta kaca yang
diam tersembunyi di almari. Genta kaca. Ya!
sebuah genta kaca yang ingin kudengar bunyinya
yang ingin kutitir selalu. Tapi bagaimana?
Kalau hanya mengganggu orang lalu lalang
di jalan tanpa mereka tahu makna kelinting locengku!

Hei-kaudengarlah loceng yang berkerining
dari gelang sepatuku ketika hujan turun dengan
deras bulan April tepat aku sendiri merentas
jalan pulang dan halaman rumah gelap tanpa
lampu di taman! Ah. Ah.

鈴鐺
向晚。當細碎的銀鈴自靴腕上
響起讓我憶起了靜悄悄藏在
櫃子裡的琉璃鈴鐺。是的,琉璃鈴鐺!
一個我想念它發響
欲經常叩響的鈴鐺。然而怎麼辦?
如果它一味干擾熙攘的行人
而他們又無法猜透我叩鈴的用意!

嗨!且聽我靴腕上輕輕的叮呤呤
當正四月的雨傾盆而灑
而我自個涉水歸去
家中庭院漆黑
沒有燈光!你可知曉?可知曉?

詩中,鈴鐺的聲響就用了kelinting和berkerining這兩個擬聲詞,以馬來語朗誦時極有畫面感。茜蒂翟侬除了寫詩,也畫畫,同時也是馬來文化學者。

還有另一首短詩,是由擅長經營本土現實題材的東姑阿里亞斯泰益(T. Alias Taib)所作,題為「雷霆萬鈞」(genting),莊老師也現場朗誦起來。

Genting (1987)
saat degup bercerai dari jantung
saat pisau berpisah dari sarung
saat belerang memijar dalam gunung
saat dahaga berguling dalam kemarau
saat cahaya berpindah dari siang
saat akar terputus dari pohon

tuhan, jauhkan

雷霆萬鈞
當脈動離棄心臟
當匕首抽出鞘筒
當硫磺在山口翻騰
當飢渴在旱季掙扎
當亮光遷離白晝
當根莖捨棄樹木

上帝啊,且迴避

這裡,詩人用精準的文字,捕捉那道雷霆閃過的霎那。東姑阿里亞斯泰益早期的作品多以其家鄉瓜拉丁加奴(Kuala Terengganu)為題材,書寫當地的人事景物。

華巫交流場域

IMG_20160702_153556另一位與談人吳小保是華社研究中心「楊貴誼與陳妙華特藏室」的副研究員,他則是借用楊貴誼等人的研究與資料,介紹與分享了華人與馬來語的關聯。他表示,一般人認為最早的馬來語詞典,很可能是16世紀隨著麥哲倫航海至馬六甲海峽的意大利人Antonio Pigafetta以拉丁語拼寫;但也有學者推斷,15或16世紀出版的《滿剌加國譯語》這本以漢字拼寫馬來文的雛形字典,書中不見葡萄牙文化影響痕跡,因此有可能比Pigafetta更早,當中收錄了大約400多個詞條。

到了20世紀,不同社群的南來華人也以各種方式促進華馬交流,在華社內部形成了「馬來語場域」,如編輯《馬來語月刊》及《國語月刊》,或如楊貴誼及其妻子陳妙華編華馬詞典。在反殖及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50至60年代,不少左翼份子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然而他們在扣留營中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設立「國語班」,甚至創作及翻譯作品。即使是華人之間在日常生活中也用馬來語來交談。他們將扣留營視作抗爭的場域。

為何要翻譯?每個年代似乎都有每個年代的理由。自1967年國語法令頒布及1969年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後,部分華人將馬來語視為馬來霸權的符號,採取抵抗的態度,這和70年代以來的政局發展有關。莊老師提及,學習馬來語或以馬來語創作/寫作,實還看個人的政治意願。

「翻譯馬華」(指將馬來作品翻譯成馬華,或馬華作品翻譯成馬來)的雙向交流,在馬哈迪時代似乎出現斷層現象。莊老師建議,翻譯計劃必須有長期的規劃,而非對應性的,需要什麼才翻譯什麼。他舉例,有關社會科學類的馬來書籍,往往皆是華社有興趣的課題才會翻譯,如馬共歷史。他認為,需要長遠的規劃及累積,才能真正將語言的局限變成了解的契機。

《西崑山月:馬來新詩選》可在吉隆坡商務書店購得。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業餘者臉書有關翻譯馬華的貼文:
https://goo.gl/uaFI0f
https://goo.gl/mzKdms
https://goo.gl/UgZA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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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者說02]叛逆影像:法米惹扎14年視覺抗爭之路

叛逆影像的政治抵抗/ 《業餘者》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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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棍張揚,群眾冷漠,但不表示依然堅守抗爭的人就無所作為。2016年6月8日,第二場“業餘者說”請來了法米惹扎(Fahmi Reza),分享他十四年來透過影像介入社會與政治的心路歷程。

13403366_1205369979495461_4893321417738782801_o在此之前,法米因為惡搞納吉小丑图事件,被警方援引《煽動法令》和《通訊及多媒體法令》調查、逮捕,甚至起訴。儘管官司纏身,但似乎無改他不畏強權的態度,依然堅持抗爭到底。連串始料未及的事情,也意外地讓這次的公開演講,引起不少人的關注。

原本安排在週五的演講,因為法米得到怡保出庭,而必須提前至週三舉行。我們向Lostgens負責人協商,也希望能將講台移至更大的空間,以容納更多聽眾。此外,我們還委託了經驗較豐富的朋友前來,協助應付各種突發的狀況。果然,當晚的出席者坐滿全場,還迎來了三位內政部官員全程留守“加持”,還有兩位官員被朋友打發走。

法米熱情而健談,甫抵達現場就拿起麥克風,立刻進入狀態,向所有前來的聽眾打招呼,便滔滔不絕地分享自己的抗爭故事。

政治啟蒙來自龐克

法米曾留學美國,他的政治啟蒙來自龐克音樂。回國後,他曾與朋友組隊玩龐克音樂,他們把政治訴求編進震耳欲聾的吶喊歌聲中,但很快地他發現,不是每個人都能單靠聽覺掌握一首歌的意涵。於是,他決定改用影像介入社會與政治。相對於聽覺與文字,影像跨越語言限制,宣傳的效果更好、更廣。

13415438_1205370022828790_2535110887425203054_o法米從事的影像,主要是海報設計、塗鴉,但不限於圖像,也包括紀錄片、裝置藝術等等。他與國內另一位引起國際聲援的漫畫家祖納(Zunar)不同,後者從事的是政治漫畫。祖納因其推特帖文被控9項煽動罪名。

另外,法米的實踐,多少讓人聯想到在英國同樣靠塗鴉來表達異見的Banksy。Banksy的塗鴉作品,視覺效果強烈而獨特,啟迪並鼓舞了全世界無數塗鴉者的靈魂。當各種媒體因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或純粹自我審查而消音,再也無法承載揭露真相的功能時,四處塗鴉便是讓課題繼續曝光,以及教育群眾的有效手段。

第一次被警方逮捕

法米當晚的呈現生動有趣,全程以多幅插圖,按時間推進,說明自己投身抗爭之路的發展歷程。據他所說,2004年是他第一次被警方逮捕。那時,他跟隨大學生去示威,執法當局非常緊張,派出大量警員嚴守以待。他說:“你們看,我像超人那樣被抬到Bukit Aman警察局,全程腳不沾地,鞋子還被弄丟了。去到警局,警員將我的作品丟到我的臉上。”原來,當時他負責爬到樹上吊掛布條,卻不以為意地大喊:“刀!”,結果就招來手銬鎖上。這些苦澀經歷,在法米眼中都是一次次當權者荒唐行徑的展現,也迎來全場的歡笑。

十四年來,法米的抗爭手段,多元而富有創意。例如,2007年時,也即是2008年政治海嘯發生之前,整個社會的氛圍,依然靜若寒蟬,他便開始嘗試製作短片,放上Youtube。這些作品包括記錄反拆遷運動,回溯1947年全國大罷工(hartal)的《獨立前十年》以及60年代學生運動等,讓人得以接觸到官方立場以外的國家歷史。他也曾親赴泰國,訪問馬共最後一任總書記陳平,以及多位馬共成員,可惜的是,這部《Revolusi 48》一直沒法面世。

他也曾做過一個大膽的行為藝術,偷偷趴到天橋上,把掛有納吉頭像的大型橫幅裁剪下來,轉換成裝置藝術作品展出(見下圖),並把整個裁剪過程拍攝下來。2012年全球“佔領”運動延燒,法米也和一群友人佔領了獨立廣場一個月,嘗試以參與式民主的方式模擬議會辯論,他也在佔領活動中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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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小丑圖再成焦點

13317063_1025725934129507_76026543454433552_o今年,他因不滿首相涉及一馬公司的貪腐醜聞,而總檢察長更宣布納吉“清白無罪”,法米開始惡搞納吉小丑圖,並打出標語:我們都是煽動者(#kitasemuapenghasut)。過去法米曾多次以畫筆聲援其他人,如今人們也以各種方式聲援他。

演講超時結束,但在這之前,法米做了這樣的總結:“他們(執政者)想要我離開,就像他們不時就叫華人滾回中國那樣,但我有權留下。他們要我們感到害怕,我就要挑戰他們。我只是一個平面設計師,我只是用盡我所會的一切來抗爭。"

這樣的總結非常到位,各盡所能,莫忘初衷,恰恰就是就是現實社會最缺乏的應有態度。可發現法米極度不滿掌權者恣意行駛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不斷強調“反抗”的重要。

法米作為藝術家、導演、社運分子、歷史研究者,這些標籤與身份或許僅是代號與媒介,而背後支撐他14年抗爭路的理念,更是不斷質疑、不斷向權威挑戰。

注:【業餘者】尊重法米不錄影的要求,因此沒有提供現場影片,敬請垂注。

以下轉貼法米的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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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米去年創作的《大馬政客ABC》(ABC Politikus Malaysia)填色冊,書中以26個英文字母,分別形容26名大馬政治人物,揭穿他們的嘴臉。圖(左到右):獨裁者馬哈迪、自大狂林吉祥、大貪官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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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濫權事件頻仍,真相卻無法水落石出,更妄論推動體制改革。這則海報呼籲人們出席反對警察濫權的示威。

 

[業餘者說01] 魏月萍:知識份子和民眾的思想難題

寄語新起點/《業餘者》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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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很快又過了一大半,下半年伊始,卻是微型組織《業餘者》籌辦首個公開活動的日子。這一天,我們特意請來了剛好返國度假的魏月萍老師,過來對大眾作公開分享,題目為“知識分子與民眾的思想難題”。魏老師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教授。據她當晚的說法,今年已是在新加坡任教的第十三個年頭。

當晚,承蒙各方的支持,出席者坐滿整個會場,算是一個好的開頭。除此之外,現場還設有小型二手書攤,是由三位發起人各自捐出數十本各類型人文社科類書籍,供與會者選購,所有籌得的費用,將全數用作日後活動的經費。

講座一開始,魏老師便提到,距離上一次在馬來西亞公開演講,已是十六年前和朋友共同創辦《民間評論》雜誌的時候。對此,魏老師不無感概地提到,現今的馬來西亞,不同的團體組織各自籌辦不同的活動,但卻沒有人再創辦文化批判類的思想雜誌,可謂是現時的一大遺憾,背後的原因也值得大家深思。

對於《業餘者》的成立,魏老師說道:“我很喜歡這個名字。這是從薩依德那裡借過來的概念,讓人聯想到擾亂者,用讀書或是評論的方式干預體制。對於現有體制的各種限制,業餘者這個平台,可以嘗試提出問題。”

沖繩反美軍基地的經驗
13268403_1197993330233126_8100022960916862347_o這次的演講,魏老師特意向在場的觀眾介紹了自己最近幾年,由於參加亞際書院(Inter-Asia School),有機會走訪沖繩等地,見識當地多位學者、知識份子,如何有機地將知識與行動相互結合,積極地介入當地抗爭運動,長期堅守反抗美軍基地的事業。

日美是同盟國,在外交方便,日本必須依賴美國的保護,所以在外人看來,沖繩的抗爭,根本不會有實際的結果。因此,見到當地幾乎全民投入,日常化而且非常講究秩序的抗爭活動,對魏老師而言,衝擊不小。沖繩的經驗,值得讓人回頭設想我國的處境。為何沖繩人可以鍥而不捨地見義而為,在我國則做不到?

反思知識份子的作用

針對馬來西亞的困局,魏老師認為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體現在一般民眾普遍對知識份子都不太信任。魏老師說道:“人們會問,現在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知識份子還能發揮什麼作用?不過,其實知識份子跟民眾的關係未必是對立的。”

至於我國所面臨最嚴峻的問題,當屬環境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相信又跟我國的社會運動跟政治運動長期重疊,各個政黨卻又有自身的議程,所以不見得會把公民最為重視的議題放在首位。經過多次的大型社運,我國社會的力量被釋放了出來,但現在卻不知道該如何凝聚起來。

有關我國的困局問題,魏老師補充說:“回到新馬,我一直在想,到底知識分子還有沒有能力提出問題?現在,大家可能都有很強烈的無力感,但如果要嘗試提出問題,我們又需要怎麼樣的國際觀呢?”

對於知識分子的責任,魏老師認為要把自身的“公民性”,跟“公共性”鏈接起來。也即是說,知識分子應該走進群眾,甚至向群眾學習,而非無所作為,並應該幫助拉近大眾與公共議題的距離。

新加坡民間活動的變化

13268078_1197993350233124_1389432674809181929_o魏老師在新加坡任教多年,對於當地的情況,自然會有不少深刻的體會。魏老師說道:“剛到新加坡時,在那裡待了一陣,我曾經把話講得很重,認為這裡根本沒有知識分子。後來,我接觸到一些在劇場活動的朋友,他們極力地把官方以外的歷史流傳下來,我認為他們在做的事,就是知識分子該做的事。”

據魏老師的說法,這幾年來,新加坡的民間活動,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值得一談。魏老師觀察到,現在的新加坡人普遍上都認為,新移民剝奪了他們在地人的資源,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以前,很難想像新加坡人會站出來舉行抗議集會,但現在卻有不少當地人挺身反對政府的690萬人口白皮書,還有紀念“冷藏行動”大逮捕50週年。

兩年前,也曾舉辦過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活動。此外,當地人也捍衛佔新加坡三分之一人口的外國人也應該享有公開發言談論政治的權利,抗議政府規定外國居民必須對當地議題噤聲的限制。這些情況,都說明了現在的新加坡民間,已有非常不一樣的面貌。

這是一場期望與會者可以跟主講者有更多交流的活動。因此,會上許多的話題,都旨在提出疑問,作為大家找尋解答的可能方向,而非直接提供明確的定論。這樣的嘗試,多少有別于一般華社團體舉辦的講座活動,公眾不見得一時間就能適應得來。這樣的模式,究竟可以走多遠,或又能企及那些效果,對《業餘者》而言,一切都只能在摸索中探尋方向。

(注:以下為未刪減的現場錄影,前面10分鐘為《業餘者》及魏月萍老師的介紹)

兩本知識分子論:薩依德與阿拉塔斯

【文:蘇穎欣】原刊於燧火評論(上篇下篇

001

當我們談當代知識分子時,所指涉的是什麼樣的個人,或是群體?我們是否可以更深刻的問:馬來西亞有知識分子嗎?

不少剛踏入學術圈的研究生對以上問題十分疑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算是知識分子。在知識領域中探索時,剛開始興致勃勃,衝勁十足,各家各法都欲涉獵一番,期望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時間長了,免不了自我審視且質疑一番:一直專研在一個專業領域裡,我到底做了什麼?接著,對於在論文中把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意義寫得太冠冕堂皇而心生愧疚,心想:這本論文要是真的那麼有意義,最後除了指導教授和評審委員以外,還有多少人會仔細閱讀呢?這也是不少社會實踐者指責學者關在象牙塔不(想)了解外面世界的箇中原因。另一方面,在現實抗爭現場衝得很前的行動者,卻可能因缺乏深刻反思與知識累積,而忽視了權力結構的問題癥結,則僅能著眼於表面問題。

這大概就是知識探索和知識實踐的一體兩面。同時我們不禁得思考,操作知識的人們是否就理應是「知識分子」?而這是否必然是褒義的用法?值得進一步釐清。這幾年讀到不少問學心得、社會實踐者自白或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覺得有兩本論知識分子的專書很值得一讀。第一本,毫無疑問的,是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 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此書中文版由臺灣學者單德興翻譯。單老師是中文世界譯介薩依德的第一人,為了翻譯此書還親赴美國訪問薩依德。《知識分子論》總結了薩依德長期在政治、文化和文學的系列反思,由幾篇1990年代發表於英國的演講稿延伸而來,因此比起薩依德其他著作顯得淺白易懂。另一本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有關知識分子的論述,則是馬來西亞已故社會學家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的《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此書是作者自1950年代起開始關注知識分子問題而發展開來的論述,不停扣問的核心問題是:馬來西亞是否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a group of functioning intellectuals)?阿拉塔斯的答案是否定的。

003

薩依德的夫子之道

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而這使得個人紀錄在案並無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知識分子論》頁71)

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薩依德於英國佔領期間就讀於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後赴美國取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並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美及比較文學至2003年病逝。長期關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的薩依德,以其《東方主義》一書聞名,為後殖民論述奠基,促成了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以文學研究起家的薩依德,視1967年六日中東戰爭為其人生轉捩點,自此原來截然不同的學術和政治二合為一,他也開始熱切關懷及參與巴勒斯坦政治,大肆批判以西方為主導的本質主義政策及論述。「1967年以後,我非復昔日之我」他這麼說。我們可以斷言1967年是薩依德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起點。特立獨行的他常因對權勢直言不諱而成為爭議性人物,甚至遭到死亡恐嚇。晚年罹患血癌的他卻依然教學寫作及發表演講,更加快了出版專著的腳步,與時間和病魔頑抗。另外,他還是位多才多藝的鋼琴家和樂評者,曾與猶太裔音樂家巴倫波因(David Barenboim)對談,並攜手創立東西合集管弦樂團,藉由音樂促進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相互了解。在以巴及伊斯蘭問題持續僵化的今日,世人更加懷念這位勇敢無懼的知識分子。

由身體力行的薩依德撰寫《知識分子論》,自然最適合不過。此書論及知識分子的角色,並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exile)、邊緣人(marginal)、局外人(outsider)、業餘者(amateur)、攪擾現狀的人(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以及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他首先梳理了歷史上對「知識分子」的用法,發現一直以來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主要用於負面,讓人聯想到「象牙塔」和「譏諷」。而他也舉出兩個對知識分子的對立描述。第一個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他將知識分子區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普遍堅守不變的工作,後者則從專業領域中主動參與社會,獲取某個階層或利益集團的支持與贊同(他指的是無產階級),以便能夠引導社會階層的走向。第二個極端的描述則是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著名定義:知識分子是極少數的菁英,是構成人類良心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顯然在他的理想國裡,大概只有蘇格拉底等少數才智出眾之人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

010

左右翼「知識分子」定義歧異

乍看之下,左派和右派陣營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截然不同,而仰賴左派理論的薩依德似乎必定推從葛蘭西而斥責班達。其實並不然,薩依德頗能理解班達的理想。他認為班達眼中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有堅強人格,幾乎永遠處於反對現狀的狀態,甘冒被燒死或放逐的危險,尤其在受到正義的感召時,必「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也因此,這樣的人數量必定不多,只能是少數從高處發聲的清醒的人。另一方面,薩依德雖肯定葛蘭西的主張,卻也點出葛蘭西理論中危險的一面:知識分子可能會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能幹的本業。因此他堅決主張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但這個公共並不是要取悅大眾,反而是要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不輕易被任何集團收編,從而代表且提醒那些被遺忘的普遍原則,如自由與正義的議題。對薩依德而言,一己的知識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

因此,他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a resistant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抗拒」或「對抗」是薩依德不斷覆述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確也做到了。這或許就是薩依德不滿意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原因,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導致那對抗模式和過程都被忽略了。對薩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權勢說真話。

薩依德所主張的知識分子,也因此永遠是處於對抗狀態的流亡者和邊緣人,如愛爾蘭小說家綏夫特(Jonathan Swift)、印裔英國小說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等。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業餘者,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是指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興趣和良心去從事知識工作,且不受限於狹隘的「專業」或某些行業的標準束縛。薩依德的朋友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是業餘者的代表人物,其涉獵的知識領域超越了語言學、社會科學、哲學、心理學等等,也是當今最受推從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不說自己是某專業領域的「權威」,因為權威是嚇唬外行人用的,從不旨在促成爭議和辯論。

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薩依德這麼提醒著,他們和自己的時代有象徵關係。這意味著,歷史有其特殊性,當理論或觀念旅行到另一個地理時空,必定經過轉化並產生新的意義。當我們在中文世界或是馬來西亞談知識分子,又引發另一番自我反思與對照。中國有士的傳統,值得進一步思考其衍變。而在馬來西亞,卻似乎尚未積極討論這個問題。

006

阿拉塔斯與他的時代

許多人不知道,民政黨(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的創黨人除了林蒼佑以及幾位前勞工黨人,還有一位馬來教授──阿拉塔斯。他1928年出生於印尼,後赴荷蘭接受教育,馬來亞獨立後任職於國家語文局及馬來亞大學,60年代起任教於新加坡大學馬來文系,也在1968年和林蒼佑、陳志勤等人創立民政黨,並任黨主席。1969年大選中,民政黨大勝並奪得檳州政權,卻在513事件後不久在林蒼佑的領導下加入了執政聯盟。阿拉塔斯於是在1972年退出民政黨,協助社會正義黨(Pekemas)的創立,後來該黨無疾而終,阿拉塔斯離開政壇,重返校園。在新加坡任教至80年代後回到馬大任校長,最後任職於國民大學,並於2007年病逝。

阿拉塔斯長期關注貪腐社會學、殖民主義等問題,他顯然在5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反殖獨立運動興起之時就已經熱切思考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他最著名的作品(據他的同事賽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所說,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便是《懶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1977),彼時後殖民研究的扛鼎之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還未出版,薩伊德之後更在其著作《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引用阿拉塔斯的這本書。《懶惰土著的迷思》探討西方殖民者將殖民地土著視為懶惰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展示了殖民者如何將此意識形態嵌入,並成功讓所有人(甚至是當地人本身)都信服。這種「殖民資本主義思想」形塑土著不「辛勤」工作的形象,其實是從殖民者的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建構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形象可能是當地人最早反抗歐洲殖民入侵的一種形式。從中,阿拉塔斯也將部分責任歸咎於怠惰的知識分子(indolent intellectuals),因為他們竟然買了殖民者的帳,不加以思考和反駁就繼承了這種意識。

002

《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即是由此脈絡展開,他以自己較熟悉的國家為切入點,如印尼、菲律賓、印度、埃及等,而馬來西亞則是他最主要的論述資源。他指出,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是,馬來亞得以取得獨立,並非經由知識分子領導的革命,而是毫無對抗的直接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的政權。印度的泰戈爾和甘地,菲律賓的黎薩(Jose Rizal),以及穆斯林改革者阿富汗尼(Jamaluddin Afghani)都是傑出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們領導的運動成功喚醒了大眾,並深刻反思了整個民族的思想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阿拉塔斯強調的並不是獨立的單一知識分子,他認為真正影響民族及國家的是一個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群體。即使如黎薩和阿富汗尼等傑出知識分子提出了革命性的想法,卻沒有人發展和延續他們的思考,以致知識實踐困難。

《精神革命》:不及格的知識生產

馬來西亞的狀況則更糟。獨立時期的聯盟領袖僅通過「協商」即取得了國家主權,在行動和思想上卻從未審視過殖民者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阿拉塔斯舉了個例子,即巫統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集結了14位「知識分子」的力量所撰寫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 1971)。這本由時任首相的敦拉薩执筆作序的「大書」,旨在勸導馬來民族要改變懶散的態度,以便能在經濟和專業上進入現代化時代,不落後於他族。阿拉塔斯認為,這部書是一本漏洞百出的完美傑作(perfect masterpiece of defects),完全是本不合格的知識生產。作者們除了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殖民者對懶惰土著的偏見之外,還在多處暴露了他們的短淺眼光和薄弱思想,例如把古代英雄塑造成身騎寶馬手持利劍和盾牌的戰士形象(馬來民族可有這樣的英雄?),或是斷定馬來語裡沒有的某些詞語即代表馬來民族沒有這個概念(如「發明」、「主動」等),還誤用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說等等。阿拉塔斯認為,這部書揭露了一個悲劇:馬來西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

005

阿拉塔斯於是提出了一個概念:愚昧主義(Bebalisma),他覺得此馬來用語更能貼近他對這種現象的想法。愚昧主義是一種態度,表現出無知、執著的頑固(而不是執著的努力)、怠惰以及冷漠。他認為《精神革命》的作者就是奉行愚昧主義的代表,他們專制的以自己的邏輯行事,毫無反思。愚昧主義是心靈的寄生蟲,有知識的人往往也會受到愚昧主義的遮蔽,常常無意識的行動,或是被引導而成狂熱分子。阿拉塔斯雖將愚昧主義者視為知識分子的對立面,但從他引的例子來說,這兩種群體往往不是非我即他的存在,而是共存的。如蘇聯小說家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所描寫的曖昧角色奧勃洛莫夫(Oblomov),雖出身貴族,且善良、正直、對現實不滿,但卻總是猶豫不決,從不行動或參與任何具體工作,在小說的前一百頁他半步也沒離開房間。後來有人直接用Oblomovism來形容這類聽天由命的怠惰之人,雖滿腦子抱負理想卻始終踏不出自己的房間,令人讀了心有戚戚焉。

這也是知識分子所面對的難題。到底要如何走出生命的舒適區(這包括知識上的飽滿以及生活物質上的滿足),去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薩依德強調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知識分子並非僅在危機狀況中挺身而出,而是要去創造一個危機的狀況。這當中除了向外延伸的部分,也包括了自我批評和檢視,甚至是自我否定。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阿拉塔斯在50年代就開始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當時他宣稱馬來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70年代出版《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時他再次以實例佐證二十年前的論點。在2015年的今天,距此書的出版已快四十年,我們又能以甚麼答案來回應阿拉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