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餘者說13】告別《南洋文藝》(下) 回到報殤現場,再思本地文藝平台

報殤現場,再思本地文藝平台

整理/盧姵伊

續上篇(告別《南洋文藝》(上) 潮起潮落——回首《南洋商報》文藝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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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淑芳對「南洋文藝」「被結束」深感沉重:「剛剛聽張生的演講,我再度有一個感覺——文學曾經對群眾產生影響,可以憑著創作、寫作、出版、印刷自力更生,文學本身可以支撐文學的時代可說是結束了。現在寫作無法維繫生活,而銷售純文學的出版領域非常很吃力、充滿挑戰。」

賀淑芳曾擔任南洋商報副刊專題記者,在「南洋文藝」發表第一篇小說。後來出版小說集《迷宮毯子》(2012)、《湖面如鏡》(2014),小說內容提及報變,都是經驗之談。她感歎報章為文學文化開風氣之先的責任感式微。「馬華文學長久以來的發表空間依賴報章,但是在報章的立場來看,為什麼要負責推行馬華文學?華社希望報社推動、促進、教育群眾關於繼續認識、繼續深化文學文化,而非只是新聞傳達、廣告,進行單項傳播的位置。 」

《南洋》易主與版位記憶

2000年4月加入《南洋商報》副刊,任職至2004年8月,這四年也是她重提創作之筆的重要階段,投稿至「南洋文藝」。

「南洋文藝」被關閉的消息傳出,文界感歎,賀淑芳同感惋惜——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歷史悠久的版位畏縮消失。「南洋文藝真正有影響力的時代結束了。像我這樣一個寫小說的,曾在《南洋》工作、旅臺,第一篇〈墻〉,後來的〈黑豹〉,都是在張永修主編的版位刊登。生平第一次有人幫我做作者專輯,也是『南洋文藝』年度文人的專輯。我非常感激、高興。」「南洋文藝」版位留給賀淑芳的記憶跟關心,令她無法忘記自己在副刊的位置與工作日常。「永修(坐)在我的後面,包括宗教版的編輯,永修也同樣是商餘版的編輯。三四位編輯,我們下午經常一起去食堂喝茶聊天。」

約莫2000年底的工作日常,已隱隱浮現風雨前夕的消息。「加入南洋商報不久、剛開始寫作投稿時,已經開始聽聞馬華公會收購(《南洋》)的消息……所有事情的開始就是不能證實的傳聞、流傳。我們只是聽說,不是很確定。事情還沒發生,就繼續生活。」

「2001年5月某天黃昏,華仁控股買下《南洋商報》大部分的股份,《南洋商報》不再屬於豐隆集團。」賀淑芳語速放緩。「那真的歷史上非常困惑的時刻。是不是註定,宿命就是這個樣子?有人來到這裡辦華文報,註定有一間華文報被收購,最後剩下壟斷的局面。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多東西不同了。」報變之後她選擇留下,只因別無選擇,直到2004年。

剛加入的時候,賀淑芳覺得《南洋商報》在中文報界還相當有勢力。《南洋》副刊帶著新視野探索社會,有專訪、文化專題、評論性質的專題。雖然如此,收購之前,《南洋商報》也談不上是一個享有全然新聞自由的環境。她補充,馬來西亞的報業發展長期面對內政部的監控,提醒記者現在開始不可以用「阿拉」,或小心引述可蘭經文句,最好不要引用,以免引起問題。「甚至有一次很荒謬,如果要放回教堂的照片都要很小心,可能會有問題。」

一家報館,一旦隸屬於政黨,就會失去公信力。2001年5月28日馬華政黨收購《南洋商報》,引起華社不滿,報館的運作有了急劇的改變。直至2006年10月,馬華公會經中委會決議脫售21%股份給予常青集團,即《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的私人公司。很快的,2007年,張曉卿整合星洲媒體集團、南洋報業以及香港的明報,成立世界華文媒體集團。2010年9月,馬華公會全數脫售手上僅有的世華股份。528報殤造成的媒體壟斷,華社一片反對之聲,更有百名評論人聯署發動罷寫運動,拒絕供稿給常青集團旗下的媒體。

如何開啟下一個文學時代?

賀淑芳離開《南洋商報》後,深刻意識到「南洋文藝」對馬華文學的貢獻與影響。也許不如帶有文學獎宣傳品牌的星洲「文藝春秋」亮眼,但意義深重。對於報業壟斷,賀淑芳始終懷著矛盾的心理,譬如對於反壟斷罷寫事件,群眾號召不再供稿給常青集團下的報業。當時在《南洋商報》工作,身為創作人的自己也希望作品得以發表,面對媒體壟斷以及罷寫運動,面對選擇立場的兩難,由此感到心情複雜。

自報殤事件,賀淑芳不太願意供稿給《星洲》。直到留臺返馬,發現電子媒體已經漸漸走進人群,電子媒體的影響力也許不比紙媒,但某種空間的打開,也化解了當前的尖銳形勢,發言與資訊平台的矛盾暫時平息。因此,多年過去,她才寫稿給《星洲》,不過還是比較願意支持「南洋文藝」。

「如果可以的話,也許有一天,如果《南洋》可以脫離《星洲》、如果奇跡出現,《南洋》再獨立運作,事情會不一樣。」

懷著這樣的期望,直到2017年12月,「南洋文藝」告別讀者。

「可是這件事幾乎沒有轉圜的退路了。不只是那個時代結束了,甚至包括說,有一個有影響力、時間積累的文藝版空間也結束了。同時結束了等待和期望。打從被收購,(我覺得)這樣的結局遲早到來。」

華文報媒體壟斷的陰影下,2016年更傳出「商餘」綜合副刊縮減一半的版位,改為星期三至星期六出刊,不少文學愛好者群起簽名聯署呼籲保留「商餘」。賀淑芳說:「不斷縮減版位、奇怪的稿費分配……把那麼有時間性的一份報章吸收,整個世華媒體最後竟然只剩下本身經營的『文藝春秋』。」

賀淑芳覺得多元的文學空間消失令人感到失望,「成熟的社會應該不允許發生這種事情。一個社群的文學空間,有影響力的文學空間不能只剩下一家。這也是壟斷的一種犧牲。」「南洋文藝」有自己的獨特歷史,是另外兩家文藝版難以媲比的,不只是版位歷史,還有「南洋文藝」的編輯。

「文學的時代徹底消失了。」

文學價值與小文學

賀淑芳認為,當文學很難以自身的生產維繫生存,就需要sponsor(贊助)的資源繼續下去。要建立一個網站是昂貴的,必須將資本、資源跟文化環扣起來,不能從虛空、抽象的理想產生。「沒有資源就不可能發生,沒有資源就沒有可能。」

文學藝術發展至今已和一般消費觀眾有距離,也不如通俗文學那般暢銷。嚴肅文學常被視為無用、非實用。但是,拉開距離才能讓文學藝術自由發展。如此充滿挑戰的處境,必須有贊助,才可以維持版位、支持作者以及維護發表空間。「尤其現代主義洗禮後,文學越來越精緻,文學語言可能複雜晦澀。但我們需要這樣的無用和不實用,我們不能期待文學是一個對社會有利用價值的東西。」

「它應該是心靈需要的一個風景。」

審查言論的空間並不自由,社會批評的尖銳必須過關斬將,經由編輯、總編輯簽名審閱,把「危險」的地方攔下來。文藝空間縮減的這幾年,特別是報業壟斷以後,《燧火評論》、《當代評論》等評論網站引起各界注意,「尖銳且火力十足的評論很受歡迎,馬華社會也需要這樣的聲音。」

可是文學書寫迂迴,其中包含批評或更多,可以包藏更深沉的東西。由此抵消了極致的衝突,文藝或許比較容易找到生存空間。「但文學有這樣的吸引力嗎?現在看來,沒有人投入資源,沒有文藝的網絡空間,一個包含作家採訪、深入報導文藝書寫或發表文學論述的場域。在地多閱讀來自中港台的文章文字,但馬來西亞也有自身的寫作隊伍,為什麼沒有信心承辦、成立這樣的平台?馬來西亞的教育系統的確缺少培養文學的條件,而論述或屬於純粹的美學探索的培育貧乏,因此沒有信心建設,看不見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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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人 張景雲(左)、賀淑芳(右)

創作者期盼自由、多元且有影響力的藝文平台

「我覺得一群人、一個地區的文學,其書寫的信心需要經由無數失敗的磨練,才能產生激蕩、取暖的可能。這樣才可以造就寫作群體,彼此鼓勵,可以看見更多可能性。密切的關係可以互相支撐,碰撞出靈光閃現、不同觀點的分享。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文學觀點持續磨銳深化,就像一群人共同燃燒,促進某個文學觀點,蛻變成深刻的可能和奇跡。」賀淑芳認為群體交流非常重要,即便大環境有所局限,詞庫貧瘠,或純文藝古典訓練匱乏……如此一來,久而久之,小文學裡的讀者和作者就會相信這個地方可以產生不錯的、精彩的文學。以後就不必再質疑,「怎麼可能寫一本書?」自動畫地自限。

文學創作當然是在孤獨中探索可能(大課題或小事,或許現在文學術語還不能解釋概括的東西),但是也會因為交流而相應產生變化的。「我覺得要有更多的空間,而不是在一個有限的空間感到貧乏和失望。我希望『南洋文藝』消失了,至少網路上可以創造。不管是部落格的形式、還是臉書的形式。」這樣的平台面對一個難題,即如何塑造品牌,如何產生影響力和公信力,得以網羅作者、作品。「要怎么建立這個空間,還是要有那麼一個編輯努力經營。」這樣的建構也許困難,其中有一層抵抗的意義,但不保證成功。雖說抵抗,但賀淑芳更希望藝文空間擁有自由,並不是服務於政治或社會運動等偉大意圖,不可缺少的還有審美、美學,藝文空間還需是一個提供文學探索可能性的地方。

除了收納文學闡述、藝術討論,安置生存內部深層的作品,新的藝文空間在罷寫運動後尤其重要。「因為這個事件,在平面紙本空間,有一群人消失了,我們看不到另一個風格的書寫。如果有另一個空間得以發揮各種書寫風格和形式,我們會看到馬華文學不一樣的拼圖。這需要有一些資源和空間,冒現新事物的土壤和生態就不一樣。」賀淑芳以有人出版社為例,這麼多年來為馬華文學出版品建立信心,令陳舊的出版風貌煥然一新。作品如何展示、如何面對群眾,仍是首要考量。「我覺得,如果有能力,真的要有多一些空間。作者花心思寫東西,沒有能見度,沒有影響力的地方發揮自己,是很沮喪的。因為創作者在萬分孤獨中書寫,目的是希望作品出來交流。」

賀淑芳提及,一個編輯對於形塑一個藝文平台是很重要的。「編輯在這個位子上可能是長時間的,十年、二十年……他是一個文藝掌門人設定下來的場域,審稿、編版,幾乎肩負所有的工作,他有版位的主導權。如果一個刊物無限收容收納,不審稿、不篩選,刊登所有來稿?結果是很奇怪的,它不會產生prestige,一種榮耀悍勇的心理。」賀淑芳覺得這個是一個作者心理獨特的慾望,是很難避免的。因此,一個藝文平台的開拓需要更長的時間。

一個群體社會裡面,有更多元的空間,會不會就不同?「以報章版位來說,是越來越少了……《東方》每個月都會邀請作家,我們也有《光華》的文藝版,網上也能看到文藝版的文章。但《東方》銷售量很悲慘,賣世華的報和東方又不能兼容,《東方》很難發展。」如今好像只剩下花蹤文學獎和〈文藝春秋〉,文藝空間的能見度真的被壟斷了。賀淑芳覺得好的文學網站經由編輯或一群人經營,可以促進整個文壇生態。這樣的網站也可能涵蓋各種各樣、比較有活力的內容,比如公共藝術的討論等。因稿費等支出,資金上需要贊助,相當困難。因為馬來西亞這個國家並不負責文藝事業的發展,必須由民間自發深度經營,收納文學藝術評論,以期培養論述的人才,提供交流的場所。

也談文界與報業生態

經賀淑芳講述報變與文藝版的記憶,張景雲補充文藝界與報業的生態:「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有三個基礎支柱:華文教育、華文報、馬華文學。馬華文學寄託在報章文藝版,不只是一個本地文藝的傳統。從1920年代至今,因中國新文學運動之後受到啟示,馬來亞報章也開始有文藝版,這是一個移植過來的傳統。華文報的文藝版,資本家怎麼看是一回事,但文化史上有一個不能夠抹殺的地位和價值。」

張生自嘲,自己曾向朋友開玩笑說,馬華文藝要進步、提升,就應該不要有文藝版。馬華作家不應該給文藝版寫作,而是給文學刊物、期刊、或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寫作,這樣才能夠提升。「這個話在這個馬華文學生態裡面,是有一點矯情,也好像要求得太苛刻了。」

文藝版的消減、「南洋文藝」停了,有什麼影響?「我的想法是,老話是這樣說的,大自然是不喜歡有一個真空。有一個空白,就有其他東西進來填補。而甲的消失,乙的出現,並不是佔有甲的空間。沒有兩件事物可以完全一樣,其作用和影響力都不同。『南洋文藝』結束了,就好像淑芳所說的,有其他的東西出現。不管是網媒,還是平面媒體;有人贊助或小文化人自力更生掙扎求存——各種各樣的浮現。我覺得這是生生不息的。最重要是文藝寫作人有沒有內在的動力?如果集體的內在動力存在,而且生命力很強的話,沒有一個甲載體,就會有乙。總會想辦法找出路,不需要太悲觀。」

文藝版的消減跟整個媒體生態、整個環境有關。馬來西亞華文報如今是壟斷的局面,
「回看歷史,由陳嘉庚創辦的《南洋商報》,即是一些人做了對不起這位老先生、他的精神的事情。這些人不是跟陳嘉庚有意見的人,都跟他關係密切的。」

一家報館的股權由一個私人企業掌控,在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一個例外。張生舉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但張生反問,「為什麼要掛牌?一掛牌危機就來了,財狼就在門口等著。我這樣講,就是,什麼人造成這樣的局面?」《南洋》被收購後,上層將其定位成財經日報。「財經報銷路不廣,並沒有什麼條件做成一個大報。較早的時候,中小企業的業主都不會看英文報。現在中小企業,即使是受教育不高的,都會看The Edge還有Focus。」

張生提出,壟斷是一種市場的狀況,即市場佔有率80%。「不一定是100%,世華集團的報份在半島至少超過80%了!我們《南洋商報》有什麼作為呢?如今只剩下四個字。但這四個字還有價值,還有good will(信譽、願景)。淑芳聽到文藝版要關門,很痛心,這是good will。如果《南洋》還有人收購回來,重新振作,讀者回來買報,也是一個good will。所以,這四個字還很重要,很有價值。但是張老闆會不會賣?我猜想他不敢關,關了即是千古罪人。但他也不敢賣,因為後患無窮。現在拖著,怎麼辦?要等老人家百年以後,第二代觀念不同,再來賣吧?」

張生談及文學界裡派別的問題,一個文化界很自然的現象——小圈子。「基本上,搞文學創作、文學評論的人,藝術或美術的人,都是小圈子。小圈子是很重要的。左派的人看到小圈子,會以批判的角度來看,認為這樣不健康。簡單來說,現代派、有現代主義傾向的寫作者,不可能跟現在堅持所謂現實主義的寫作者共同搞一個刊物,同人出版社。同人,就是接近傾向的人。我們在討論馬華文藝、馬華文學,是不是也要考慮流派和小圈子的問題?我們講《南洋商報》的文藝版。永修這些年來擔任編輯,重視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品。不管是創作還是評論,我們在談《南洋文藝》的時候,沒有把眼光看到更遠的角落。小圈子是文化界很自然的傾向,自有其積極意義。我覺得討論文藝出版、編輯工作的時候,必須留意到這一個現象。」

至於賀淑芳所提及的,紙媒之中文學版位能見度被壟斷,只剩下《星洲》的《文藝春秋》以及花蹤文學獎。張生提及,花蹤文學獎與他想象中的文學獎是不同的。「文學獎項在我想象中,不是這樣辦的。花蹤是創作比賽,一開始的初選、複選,然後拿出成績。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同樣的一個作者成為得獎常客。如果花蹤是一個正規的文學獎,應該有終身成就獎,(名稱上)也並非是一個終身成就獎。以諾貝爾獎的情況來說,頒獎詞裡提到、強調一個作家的最新作品。事實上,這就是以作家的創作生涯整個成就、發展,所累積的特質、風格等拿出來評。這是一種終身成就獎。那,馬華作家的終身成就獎呢?文學獎若用征稿的形式,等於是一種創作比賽。」曾於2015年第十三屆花蹤文學獎擔任馬華文學大獎評審的張生並不諱言,花蹤有很大的局限性。「當然,報館有自己的理由,其中宣傳成分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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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者說13】告別《南洋文藝》(上) 潮起潮落——回首《南洋商報》文藝副刊

整理/盧姵伊

IMG_20180105_200123〈南洋文藝〉於2017年歲末與讀者告別,主編張永修發表〈不說再見,「南洋文藝」1985-2017〉,並在面子書宣佈停刊消息,讀者與作者紛紛留言,對於版位的消亡深感可惜。張永修先生從1994年編撰「南洋文藝」至今,「鑄造南洋文藝」可說是一部橫跨21世紀的馬華文學發展簡史。除了文學盤點與回顧(「出土文學」(2006)、「年度文人」(2002)等),也與國內外時事結合(「文學反稀土廠」(2012)、反戰特輯「以詩抗戰」(2006)等)。

隨著「南洋文藝」告終,文藝版位的縮窄與消失將如何影響馬華文學的發展?我們還可以在哪裡建立、開發文學空間?報章紙媒仍然看重文化文學的推廣嗎?

業餘者在2018年1月5日邀請致力於文化批評的前媒體人張景雲,以及前《南洋》副刊專題記者暨馬華小說創作者賀淑芳談「南洋文藝」的結束及種種。此系列文章皆按講者敘述補充整理而成,藉由《南洋商報》文藝版一窺報章媒體生態與馬華文學之間的關係。

【南洋文藝史中不可忽略的兩個時期】張景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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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雲先生在1976年至2000年之間於《南洋商報》任職(曾有數年轉職至《新通報》),離職前任總主筆。他在1990年代所主持的論壇〈景雲沙龍〉引領了馬華社會的文化和政治評論,也培養了不少評論人。

  1. 六七十年代的「文藝」:新馬共同的現代派文學窗口
1967.07.19 《南洋商報·文藝》

張生提及兩個時期、兩位編者——姚紫、梁明廣(完顏藉)——皆是《南洋商報》副刊主持文藝版的歷史重點,對文界有很大的影響。「若有人要寫南洋商報文藝副刊歷史,這兩人是不能夠忽略的。」1968年,前一任「青年文藝」副刊主編杏影去世,《南洋》文藝版位由完顏藉(真名梁明廣,1938-)負責。完顏藉原是電訊組主任(負責國際新聞)。南洋大學現代語文系畢業的完顏藉,從學生時代開始從事文學活動,擅長寫詩,是1970年代現代派的著名詩人。

前一任編者杏影的「青年文藝」多用「勞動人民」、「現實主義」的作品,也特別看重年輕寫作者。完顏藉不再選用之前現實主義傾向的文章,文學的風氣也開始改變。張景雲點出,「當時刊出的小通告,作用非常大,可以說是開啟現代派的閘門。許多現代派作家都紛紛投到新的文藝版,版位改名為兩個字——『文藝』。」

當時還在南大唸書的陳瑞獻(牧羚奴),已經開始投稿到杏影所編的「青年文藝」,直到完顏藉主編「文藝」時,更大量刊用陳瑞獻的作品。以下節錄完顏藉1992年為陳瑞獻選集寫序的文字:「1968年我編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文藝」時,立意使它成爲新加坡華文文藝海洋中的一股新聲浪。許多作者以新的寫作態度創作的作品,於是源源向『文藝』投來……『文藝』在1967年7月19日,用幾乎全版的篇幅刊登他(陳瑞獻)的小說〈平安夜〉,並接連六期,分別以半版的版位,把它刊完。後果是:不少人爲〈平安夜〉吃驚;有更多人(包括我當時的許多同事,已故的歹羊先生(楊文穎)是其一)叫好。」

李有成回憶1960年代的文學往事提及,「在文學上那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年代,梁明廣(完顏藉)扮演的角色因此非常重要。他在《南洋商報》主編的文藝版水準很高,敢於採用一些比較試驗性的創作,同時譯介了不少西方現代文學作家與作品,為沉悶的寫作環境帶來了一些朝氣和新意,因此吸引了不少年輕作者與詩人。」

完顏藉於1968年擔任「文藝」編輯,距1965年新加坡被東姑逐出大馬聯邦、新馬分家不久,《星洲》和《南洋》後來才進入馬來半島。政治上的新馬分家並未立即中斷人文、文化之間的交融,當時《南洋商報》文藝版多是開放給全馬來半島,很多早期的現代派的作者,都將詩、散文、小說投到《文藝》。張景雲借用完顏藉的說法:「(『文藝』)開了一個現代主義的窗。」完顏籍和牧羚奴合編「咖啡座」(1978-1983),屬於星期日當中的小副刊、一個小版,是兩人共同寫的版位。雖然當時還有文學刊物《蕉風》,現代派的作者也會在上面發表文章,可是完顏藉所編的文藝版,推動了現代派的文藝思潮。

延伸閱讀
【相關特輯】〈山巔上跳躍的羚羊:張塵因〉「南洋文藝」https://freesor.blogspot.my/2010/09/blog-post.html
【編輯簡介】梁明廣(1938 – ),高級編輯,詩人。筆名完顏藉、黎騷。原籍海南瓊海縣,1945年移居新加坡。南洋大學現代語文系畢業。學生時代就開始從事文學活動,擅長寫詩,系七十年代現代派的著名詩人。曾任《南洋商報》編輯、《聯合早報》高級編輯。他的作品體裁和主題都比較廣泛,除詩歌外,還有雜文、小品、評論、遊記等,常見新加坡报刊。已出版的著作有《新加坡十五诗人诗集》(合集)、《填鸭》等。http://www.jhgv.com/jtlc/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19
【相關人物】年輕時,瑞獻已見鋒芒,常有文學作品在南洋商報楊守默(杏影)的「青年文藝」發表。梁明廣(完顏藉)主編《文藝》時,更大量刊用瑞獻的作品。白垚與姚拓為了物色蕉風編輯,經李蒼推薦(見483蕉風,1998,頁82),曾南下找瑞獻談過。接編蕉風時,瑞獻還在南大唸書,年26。http://freesor.blogspot.my/2009/11/blog-post.html

【相關文章】李有成〈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學往事〉星洲廣場2011.03.13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21905

【相關訪談】〈張錦忠答客問:馬華文學與現代主義〉「南洋文藝」 「60年代中葉,星馬分家,成為兩個政體,但就馬華文學而言,長堤兩岸仍然互聯,對馬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來說尤其如此。先是周喚革新《學生週報》的《詩之頁》進一步推動現代詩運。接著是梁明廣(完顏藉、黎騷)在新加坡執編《南洋商報》的兩個文藝副刊,作者頗​​多聯邦人。」 http://freesor.blogspot.my/2010/11/blog-post_28.html
  1. 從小說創作到文藝編輯——姚紫的「世紀路」(1949-1953)
1953年11月7日「世紀路」 最後一片藤葉 O·亨利(O Henry)著尤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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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1日 元旦特刊 左下姚紫〈迎春草〉、右下魯白野〈寄姚紫兄〉等。

再往前推,張生提及另一個較重要的編者,姚紫。張景雲覺得早期的文學編輯當中,姚紫是最會編文藝版以及文藝刊物的人物。他離開《南洋商報》後,曾策劃出版《文藝報》月刊。「看看目錄,就知道姚紫那麼用心,那麼有創意。後來他在《新明日報》主編文藝版,是個非常傑出、出色的文藝編者。」

姚紫(原名鄭夢周)1920年生於福建泉州安海鎮,1947年從中國南來,他在家鄉的文藝界已小有名氣。和其他中國人南渡的移民軌跡一樣,他通過地緣組織如宗鄉親會館建立人脈,藉此尋找生計。在新加坡福建會館的道南學堂執教時,姚紫同時投稿到《南洋商報》,他所寫的中篇小說在「商餘」上連載。

「你可以想象嗎?『商餘』連載中篇小說,這是當年《南洋副刊》很特殊的情況。」這兩部中篇小說分別是〈秀子姑娘〉(1949)和〈烏拉山之夜〉(1950),紅極一時。《南洋商報》更將《秀子姑娘》納入《南洋商報》叢書印製出版,當時達到三刷,總印量一萬六千本的盛況。1950年3月7日《南洋商報》刊登《烏拉山之夜》的出版消息,初版即一萬本。《南洋商報》叢書後來的出版品很少出版小說,可見其殊勝之處。

1954年1月16日姚紫〈告別本報讀者〉

因小說大紅、暢銷的機緣,姚紫得以進入《南洋商報》編文藝版,版名為「世紀路」。除了「世紀路」,也編婦女副刊「家庭與婦女」版,為副刊注入一些新的社會議題,這也體現了他的思想。除了「世紀路」這個文藝副刊,他在《南洋商報》底下還出了一份期刊,叫做「文藝行列」月刊,是一份小小的、薄薄的報紙。「他是相當浪漫、個人主義的人,在大機構裡面呆不久。大約1953年,他就離開《南洋商報》了。」姚紫於1949年任職《南洋商報》,編了大約三四年的時間。他的一生離不開文藝寫作、編雜誌,甚至晚年都在想辦法籌備出版文藝刊物。後來擔任《新明日報》副刊「新風」的主編,直到1977年5月離職,又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寫作者。「(姚紫)即使到了晚年也還想著編一份刊物。」

延伸閱讀
【簡介】姚紫(1920-1982),原名鄭夢周,1920年出生於中國福建泉州安海鎮,祖籍福建晉江,1982年2月18日在新加坡逝世,享年62歲。曾用筆名有賀斧、符劍、歐陽碧、上官秋、舒仲、公孫龍、西門鳳、黑浪、吳笙、唐兮、司徒然、趙旭、魯明、向陽戈、裘射、黃槐、淳于旭、吳萍、胡加、胡茄和武吉巴兄等。他畢業於海疆學院史地系。姚紫於1947年南來新加坡。南來之前,已是廈門《江聲日報》的主編……1949年任職於南洋商報,主編過「家庭與婦女」版、「星期六」周刊和「文藝行列」月刊。同時,他也兼任了《南方晚報》副刊「綠洲」的主編。在他所編的副刊中,「世紀路」對本地華文文學的發展最具影響力,栽培了許多當今知名的寫作家。http://zh.singaporechineseliterature.wikia.com/wiki/%E5%A7%9A%E7%B4%AB?variant=zh-my
【相關人物】莊華興〈劉以鬯的南洋寫作與離散現代性〉「劉以鬯在星馬雖短短五年,但在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寫作上扮演了開拓者或先驅的角色。在上世紀50年代末,臺灣現代詩傳入新馬之前,劉以鬯已經更早在《南方晚報•綠州》和《南洋商報•世紀路》等副刊發表具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其時,《南方晚報•綠洲》由姚紫主編,這位編者集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創作於一身,在現實主義寫作氛圍的圍繞下,可謂獨樹一幟。由此,馬華現代主義創作的起源理應追溯到劉以鬯在新馬的年代,即介於1952-57年之間。」 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my/2014/03/blog-post_7.html
林湘〈葛里哥就是劉以鬯〉「1953年7月,他改任吉隆玻《聯邦日報》代總編輯,不久升為總編輯兼副刊編輯,過後出任《中興日報》編輯主任、《鐵報》主筆、《鋼報》主編。他也先後在《新力報》和《鋒報》任職過。1957年,他離開新加坡,返回香港。」
「在這段期間,他在各報副刊發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說、散文、影評等類作品。由姚紫主編的《南方晚報》副刊『綠洲』以及《南洋商報》副刊『世紀路』,就常有劉以鬯的文章發表。此外,例如《益世報》副刊『別墅』和『語林』以及《鐵報》副刊『鐵報副葉』也都有他以葛里哥和令狐玲等等筆名所發表的作品。」https://hongkongcultures.blogspot.my/2011/11/blog-post_6085.html?m=1
  1. 自行編譯撰寫內容,稿荒版位見報率低 —— 張景雲「文會」(1985-1988)

「我本身跟《南洋文藝》沒有什麼關聯,以前曾投稿一些小作品。」張生於1976年進入《南洋商報》,起初擔任新聞版編輯(張生用當時的說法,叫做「標題匠」)。張生申請到副刊組,除了編綜合版、國際時事評論,也編一個比較小的美術版。此版見報率不高,稿源極少,大部分是張生自己編譯,「很多副刊都是這個情況。」張生於副刊組任職的時間不長,大概兩年半到三年,後來轉為負責撰寫社論。

時任《南洋商報》的總編輯張木欽讓張生在副刊負責一個版位,張生命名為「文會」,為星期天副刊,主要刊登文學評論。「同樣見報率不高,每個星期只有兩版,大部分時間都處於稿荒的狀況。」張生回想,本地投稿的有溫任平的弟子,如張樹林等。他們常常寫評論老師的詩。張生提起另一位投稿人:溫祥英。溫祥英翻譯一個民國作家寫的小說史理論,投稿到「文會」,一個星期見報一次。「一本專書雖然有分章,但還是不容易處理的。」張生接獲溫祥英的翻譯稿件,也會對照原文。「將英文理論翻譯成中文,往往面對翻譯過於僵硬的問題。若要翻譯得生動,就會變成再創作。高手當然可以這樣做,相對來說也比較冒險。」翻譯文學理論的內容,需考慮到底是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張生表示審稿、選用溫祥英的稿件,相當辛苦。

「編副刊的經驗,數這些與文學藝術有關。」張生補充,當時《南洋商報》副刊與籌組馬來西亞寫作人協會脫離不了關係。1970年代初的《南洋商報》副刊「讀者文藝」,主編為鍾夏田。為了聚集寫作人,「讀者文藝」計劃組織一個平台,催生馬華寫作人協會(即是後來的作家協會),主要推動人是孟沙(林明水)。回想過去的工作崗位,五六個編輯共處的副刊辦公室,副刊主任柯金德多次向張生提起籌組協會的事情,「我不懂得合群,也沒有興趣。」

回到講座開始前一個小時,未開門的圖書館已經有聽眾在外等候。不久,張生獨自走進圖書館,摘下灰色帽子,選坐在最後一排,席間即有讀者趨前聊天、索取簽名,手中拿著燧人氏的《見素小品》(2001)、《云無心,水常東》(2001),還有1977年於人間出版社出版的詩集《言筌集》,收錄他於1958年至1977年以來的49首詩。

少年時期的張生喜歡中國詩人艾青的自由詩,當時現實主義派的詩都追隨艾青的風格。「張氏少年期的詩作隱約有艾青的影子。不過十八歲之後,現代的味道開始流露自張塵因的詩歌裡。」張永修主編《南洋文藝》時所做的第一期出土系列《南洋商報》,可追溯張生的文學養分以及文學傾向。張生從姚紫所編的《文藝報》開始關注馬華文學,提及幾位作家如苗秀、威北华、力匡的文學創作。他的藝術文化涵養不僅如此,也有來自英文讀物的啟發。從現實主義派的認識與啟蒙,到後來接受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影響,這就是張生的文學之路。張生回到詩人的身份,補綴自己的文學創作與《南洋商報》副刊的關係。「我也很少投稿,一直到永修編(『南洋文藝』)的時候,我支持他,給他一點東西。」

續:【業餘者說13】告別《南洋文藝》(下) 回到報殤現場,再思本地文藝平台

《南洋商報》部分副刊版名與編者年表

1923.9.23-10.27「新生活」綜合副刊

1924「學生文藝週刊」文藝副刊

1924.2.4-1933.01.04「商餘雜誌」綜合副刊

1927「洪荒」文藝副刊

1929.1.11曾聖提「文藝週刊」文藝副刊

1929「曼陀羅」文藝副刊

1930.7.26「壓覺」文藝副刊

1933.01.04-1936.12.31「曉風」綜合副刊

1933.01.21李鐵民、連嘯鷗、李紫鳳、李天游、薛殘、戴隱郎、流浪(劉道南)、張楚琨、有心(盧心遠)、王紀元「獅聲」文藝副刊 選用本地投稿之文章[1]

1937「商餘雜誌」綜合副刊 復刊

1937.2戴隱郎、張楚琨「南洋文藝」文藝副刊

1937流浪(劉道南)、張楚琨「今日文學」文藝副刊 (文學理論、文學批評)

1945.11.3-1946.2.22「椒林」綜合副刊

1946.5.1「和平」文藝副刊

1946.7.1「先路」文藝副刊

1946.7.1-10.17「社會新聞」綜合副刊

1946「商餘」綜合副刊

1949姚紫「世紀路」文藝副刊

1960 杏影(楊守默)「青年文藝」文藝副刊

1967完顏藉(梁明廣)「文藝」、「青年園地」文藝副刊

1968-1969林風「綠原」(北馬)地方文藝副刊

1969-1971黃堯階「綠洲」(霹靂)地方文藝副刊

1969孟沙「綠野」(南馬)地方文藝副刊

1970-1973 《南洋商報》(馬) 陳雪風(陳思慶)「青年文藝」文藝副刊

1971 《南洋商報》(新)完顏藉與陳瑞獻合編《南洋週刊》「文叢」星期天文藝副刊

1973.7.5-1985.10.2《南洋商報》(馬)朱自存、陳金祥、鍾夏田(鍾澤才)「讀者文藝」文藝副刊

1978-1983 《南洋商報》(新)完顏藉與陳瑞獻合編《南洋週刊》「咖啡座」星期天文藝副刊

1983 新加坡《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合並為《聯合早報》,綜合副刊為「商餘」、文藝版為「星雲」[2]

1985-1988《南洋商報》(馬)張景雲「文會」文藝副刊、鍾夏田「文星」文藝副刊

1985.10.04-1994《南洋商報》(馬)鍾夏田、柯金德 「南洋文藝」文藝副刊

1995 《南洋商報》出版「南洋文藝年選」叢書

1994-2017.12.31《南洋商報》(馬)張永修 「南洋文藝」文藝副刊

參考:苗秀《馬華文學史話》(1976)、張錦忠《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2011)、林蘇恬〈《南洋商報·讀者文藝》(1976-77)的散文類型和主題分析芻論〉、張錦忠〈豈容青史盡成灰:也談《南洋文藝》停刊〉、蕭雲〈商餘簡述〉聯合早報, 16 March 1983, p.47等。

[1] 本報日常副刊,原只「商餘雜誌」一種。近自每周特出「商飆」畫報,又將「商餘雜誌」改名曰「曉風」以後,所有文字圖畫,均以切合時代性者為準則。一時頗受閱者熱烈贊許;而許多在南國文壇上夙負盛名的作家,亦紛紛賜寄大作,以為本報光寵;本報欣受之餘,遂覺有另闢一欄專載本地投稿之必要,爰將該欄名曰「獅聲」。〈編者的話〉,《南洋商報》副刊「獅聲」,1939 年 12 月 6 日。轉引:曾維龍〈誰定義的文學?——以 1976 年《南洋商報》副刊為個案分析〉p.222

[2] 蕭雲〈商餘簡述〉《聯合早報》,編按:隨著《聯合早報》創刊,《商餘》擴大成為全版日刊,仍屬綜合性質,內容兼收並蓄原有《南洋商報·商餘》及《星洲日報·星雲》頗受歡迎的專欄,並增加清醒雋永及趣味和知識兼備的文字;至於《星雲》則改為純文藝副刊,另外負起推動新華文學的任務。

[業餘者說05] 妮莎雅尤:跨性別者在馬來西亞

成為跨性別盟友,妮莎雅尤的鬥爭 / 《業餘者》整理報導

8月27日,為了配合當天下午由大學生發起的“捉一號官”集會,業餘者把原定於下午舉辦的“跨性別者在馬來西亞”(Transgender in Malaysia)講座,提前到早上進行。原本以為出席人數會因此而減少,但沒想到,有超過40名聽眾擠滿現場,多少說明了國內跨性別群體的議題,至少在華人圈子裡,已不再是人們視而不見的。

14125662_1265148603517598_9176055179437948628_o這場講座主講人是跨性別社運人士妮莎雅尤(Nisha Ayub,見圖右者),講座以三語進行(妮莎略懂華語),其中一些有關性別認同的基本知識,則由擔任主持人的“異樣”成員張玉珊(見圖左者)分享,讓現場聽眾得以更好地把握到論述重點。

跨性別群體在我國越趨艱辛的處境,跟現今國內宗教保守勢力抬頭息息相關。而LGBT群體在傳統父權社會底下處於弱勢,長期飽受威脅。妮莎是人們較為熟悉的,為跨性別群體權益發聲的代表人物,是關注跨性者及底層階級的SEED基金和性平組織“姐妹要正義”的發起人。

長期以來,妮莎捍衛跨性別者權益,將執法當局不公對待跨性別者的事件告上法庭,現今常駐吉隆坡秋傑路辦事處,為當地的跨性者群體提供協助。妮莎多年的耕耘獲得國內外的認可,於今年獲得美國頒發國際婦女勇氣獎(International Women of Courage Award)的殊榮,是第一位獲頒此獎的跨性女性。

你的性別是什麼?

14125603_1265149526850839_4766371801063636344_o講座一開始,妮莎就向所有現場的觀眾拋出問題:“你的性別是什麼?”(What is your gender?)看似簡單的問題,卻似乎把現場的觀眾都問倒了,沒有人即時給予回應。這時,相信在不少人的腦海中,只能弱弱地想到英文中對於“Male”與“Female”的區別,而那其實是生理性別(sex),而非心理性別(gender)。Nisha從人類仍處於胚胎階段,性別並非早就確定無誤的科學根據講起,說明人們對於性別身份的認定,往往是整個社會機制不斷建構及強化的結果。

對於兩大性別的區分,並且要求人們按此各自服從于不同社會身份的安排,充其量只是大大方便了統治階層,以最為粗暴的劃分模式,來管理整個社會。至於每個人的性別身份,是否都能以如此截然二分的方式來歸納,反而沒有太多人關注。不難想像,大眾對“Male”與“Female”的認定,讓社會規劃者省下了多少的麻煩,建設的成本也能大為減少,所有的社會資源只需要按這樣毫無根據的劃分去分配,在建立公共廁所即是如此,而完全沒有考慮到使用者的實際需求。

妮莎健談開朗,多次重申大家能夠問她任何問題,包括敏感的私事。她甚至主動說:“你們應該問,我們(跨性者)平時是進男廁還是女廁的?”引來現場一片笑聲。對此,她回答到,在一般的情況下,跨性女人都會選擇進入女廁,但很多時候,即便是在城市的大型購物廣場,仍然會招來其他女性使用者的異樣眼光,後者甚至向廣場保安投訴。

受制於一國兩法

國內輿論針對跨性別群體不帶友善的稱謂,多不勝數。妮莎列舉常用的貶稱就包括了:人妖、阿瓜、pondan等等。而妮莎則能接受馬來文當中,用來指稱跨性女性的稱呼:Mak Nyah(媽嫣)。

跨性別群體遭受打壓的現實處境,最能夠彰顯出我國長久以來實行“一國兩法”的困境。執政當局經常透過主流媒體放話,指非穆斯林不會受到伊斯蘭法制約,不少人對此感到心安,多少反映出持這種立場的人士,並非身處社會中的弱勢,既然自己不受影響,就自然不會去關注這個國家實行兩種法律所帶來的潛在問題。

國內的跨性別群體,尤其是穆斯林,都不斷面對伊斯蘭宗教局的干擾與打擊。跨性別群體的存在,成為國內各個族群共同視而不見的隱形部分,足見國家政策的倒行逆施。在80年代以前,跨性手術甚至仍能在馬來西亞進行,而在伊斯蘭法日趨加強以來,穆斯林跨性者就常在此法下被逮捕和判刑,最常見罪狀包括男穿女裝。而跨性女性被逮捕後,卻被關押在男性監獄,遭同窗和警察暴力霸凌和性侵。妮莎坦承,她也是眾多受害者之一。

14124467_1265149640184161_3465908833444506350_o華文報章開始關注

跨性別群體長期受到打壓,光明的明天雖不知何時才到來,但希望的曙光還不至於完全消失。至少,對妮莎而言,近幾年主流華文紙媒在報導有關跨性別群體的新聞時,態度已有明顯的轉變。甚至,主流華文紙媒還會針對國內跨性別群體的處境,作出深入的追踪報導。這多少改變了不少華裔讀者原有的刻板印象。

這種改變,從前是難以想像的。妮莎還說道,當初想在秋傑路開設辦事處時,無法獲得政府的資助,只能仰賴大眾的捐獻,但沒想到卻能在短時間內獲得社會的積極迴響,讓事情得以落實。之後,她們更成功獲得婦女部的資助,然而這筆資助目前已暫停。

妮莎希望,有更多人能成為跨性別盟友(trans-ally),和跨性別者站在一起,反對國家和社會對跨性別群體的暴力和歧視。

[業餘者說04]傅向紅:後國族視角:看(不)見(女性)移工及(東)南亞在馬來西亞

移工:國家建構的難題/ 《業餘者》整理報導

2016年7月15日(五)8pm@ Lostgens

前言

開齋節假日後不久,業餘者有幸邀請到研究公共衛生、身體政治與移工課題的學者傅向紅,前來分享她對移工政策及政治的觀察,及田野調查的經驗。

移工,或一般人所謂的外勞,長久以來“寄居”在這片國土上。有言道:人離鄉賤,這些離鄉背井到別國謀生的外籍群體的命運,注定猶如浮萍般飄零,更難言可以活出尊嚴。選擇在我國這個民主體制殘缺,政治環境畸形的社會落腳,問題肯定只會變得更加的複雜。

移工的形象,在許多反對黨領袖的口中,通常都是可以任由執政政府隨意差遣的幽靈選民,是導致國家始終無法變革的主因。即便是一些標榜擁護進步理念的政黨人士,也容易犯下直接把國內移工群體,當作必然的病源體的謬誤。

政府轉移視線

IMG_1073對執政當局而言,每當治安敗壞的警號響起,大概也就是大舉逮捕外勞的時機,而一般大眾也似乎相當滿意這樣的處理方式。不過,傅向紅提醒我們,我國的情況,尤為特殊。我們既是龐大勞動力輸入國,同時也有人才大量外流,看看每天清早,新柔長堤人潮湧動的情景,便可說明。同時,政府操弄人民對移工及外來者的情緒,轉移視線,試圖轉移視線。

然而,要了解國內移工的處境,也不是簡單的事。首先,誰是移工,本身就不容易說得清楚。一般而言,移工固然泛指從別的國家前來我國工作的外來人士。不過,在英文當中就以“expat”來區分高收入專才(多來自發展國家),及從事勞力工作的低收入移工。但凡月入五千或以上者,在我國就不會被視為一般移工,而是專業人士。

移工究竟以怎樣的身份過來,他們通過怎樣的管道進來我國,又以怎樣的方式繼續留下,當中的差別複雜多樣,多少也決定了這些人待遇。

中文語境下的移工定義,語焉不詳的情況就更加明顯了。或許,對許多人而言,只要不是遊客,那些看起來皮膚黝黑的客工,全都可視作“外勞”。這裡頭當然包含了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歧視。

研究者的倫理

傅向紅分享,作為研究員,在通過田野調查及訪談來了解移工之時,也得面對倫理的挑戰。願意接受訪問的移工,說明了他們對研究者的信任,研究員與受訪者之間因而存有一份不言而喻的契約。我國執法單位對於人權的踐踏,已是無法掩蓋的事實。作為絕對弱勢的移工群體,一旦遭遇執法單位的逮捕,生命並無任何的保障。

因此,出於保護受訪人的緣故,主講人全程省略了受訪者的真實姓名,也不展示任何受訪人的照片。要如何調解由倫理所帶來的各種張力,算是關注移工問題時的第二種障礙。

IMG_1106這些客居我國的移工,其中又出現有證居留與無證居留的差別。需要注意的是,是否獲得居留證件,往往輪不到個別移工自行選擇。很多時候,一些原本有證居留的移工,或會遇上有意刁難的雇主,沒收其護照和證件,或是沒有更新居留准證,便成了逾期逗留的無證移工。傅向紅指出,執政當局在處理這一系列問題時,手法顯得相當粗暴。

對移工而言,有證居留不見得就是百利而無一害。有證居留其實也就意味着接受執政當局的規訓,儘管無需擔心執法單位的對付,但行動自由大大受制于其工作的單位。反而無證的狀態提供了更多自由的空間。根據傅向紅的觀察,在巴生谷流域一帶,執法人員逮捕無證移工的行動比較頻密,但是在南馬的地區,類似的情況,卻較少發生,所以那裡會有更多的無證居留的移工。

國族建構與移工

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國的移工政策也有顯著的變化。根據傅向紅的爬梳,新經濟政策落實以前,基本上並沒有引進移工的問題。之後,國家推動多項大型發展計劃,大量的工作空缺,便由外來移工填補。然而,當移工數量暴增,政府卻未擬定良善治理的措施,移工福利仍未有保障時,前首相馬哈迪卻公開控訴,首都將被移工填滿。

至此,移工成了舉國上下想要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群體。到了現在,政府更傾向于只發放臨時工作准證給移工群體,讓他們成為“客工”(guest workers),可以任意遣返,也更難在我國定居。

說到底,界定誰是外來者,與國家及國族想像的建構緊密相關。這也是傅向紅研究國內移工現象時想要提出的疑問。對於熱衷於國家建構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區分你我。要做到這點,自然涉及到需要將權力延伸到國界的劃定,以及對於人身健康的控制。在移工課題上,我們就能清楚看到掌權者如何在上述兩方面,將權力的運用發揮到極致。

政府除了清楚宣示外人在進入哪些範圍後是否合法,也向在地工作的外來群體徵收各項費用,以彰顯權力,實際上更為增加經濟收入。每年,政府要求移工到指定單位進行身體檢查,以作為更新工作准證的指標,其中涉及的數目,達數以億計。

被壓抑的情慾

當移工只被視為勞動的工具,人的情感及慾望自然也被壓抑。不少移工跟大夥共睡狹小空間,居住環境已經相當惡劣,要處理私密的情慾,無疑是奢望。而往往避孕的責任只落在女性移工身上,這裡頭又再彰顯父權思維的邏輯。據說,訪談的女移工都會從家鄉帶來當地土產便宜的避孕藥,每次可服用一整個月。

如何看待移工在馬來西亞的生活,不少人以他們搶占公共資源為憂,卻忘了他們負責建造的同時也在本地消費。而到底公民和非公民的福利該有何差別,這課題尚未如新加坡社會般激起廣泛討論。現場一位醫生提到,就他的經驗所及,不曾遇上如媒體報導般,醫院對移工見死不救的情況;相反地,醫院經常會接收一些不明人士的求診。

另一位觀眾則提到釐清事實的重要性,提出文化研究者不應預設立場,導致在現實問題面前,含糊其辭。反之,應該先從掌握客觀事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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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者說03]莊華興/《西崑山月:馬來新詩選》新書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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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翻譯?馬華與馬來文學的交匯/ 《業餘者》整理報導

2016年7月2日(六)2pm@商務上海聯合書局

你認識的馬來作家有多少?他們都寫什麼呢?7月2日,業餘者和吉隆坡商務印書館聯辦了一場新書座談會,由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高級講師莊華興主講,吳小保與談,蘇穎欣主持。

莊老師多年來研究馬華文學及馬來文學,也以雙語從事翻譯及創作,是本地少數幾位努力推動華馬文化交流的學者。這本《西崑山月:馬來新詩選》收錄了跨時代20位馬來現代詩人的105首詩歌及莊老師的譯作。

據他說,這些作品早已在6年前完成,惟在申請出版基金上屢屢碰壁,向國家翻譯院及國家語文局申請經費最終石沉大海,而耽擱了數年,最終獲得南大基金會資助出版。取名《西崑山月》,因為在《馬來紀年》中,西崑山(Bukit Siguntang)是馬來人的祖先Sang Sapurba降世的地點。

譯詩的難題

IMG_20160702_145252_HDR莊老師說,常有人認為翻譯是「搬文過紙」,僅是將一個語言轉換成另一個語言,如此而已。但翻譯詩歌顯然是最難的,意象的翻譯該譯得多白?在中文沒有的文字,該怎麼處理?他舉例,他非常喜歡的詩人科馬拉(Kemala),其詩帶有濃厚的宗教哲理和神秘主義色彩,而伊斯蘭蘇菲主義(Sufism)的用語翻遍詞典也找不著。

這部譯作所收錄的作家,有華社相對熟悉的寫實詩人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抒情詩人沙末賽益(A Samad Said),也包括以雙語寫詩的知性詩人莫哈末哈吉沙烈(Mohd Haji Salleh)、結合現代主義及馬來思維的民族主義詩人巴哈晉(Baha Zain)、後現代詩人AGI(Abdul Ghafar Ibrahim)、以現代主義書寫鄉土的拉笛夫莫希丁(Latiff Mohidin)、華裔馬來語詩人林天英(Lim Swee Tin)等等。

講座上,莊老師也簡單介紹這些詩人的詩風及生平。如烏斯曼阿旺是以馬來班頓(pantun)精神來創作,講究形式與音韻的和諧,抒情和諷喻兼具。如左翼現實主義詩人卡辛阿末(Kassim Ahmad),曾任人民黨主席,創作中時時觸及艱辛鬥爭、壓迫與公正等議題。

現場朗誦詩歌

談到馬來語的奧妙與美麗,莊老師現場朗誦了數首詩,尤其以茜蒂翟侬伊斯迈(Siti Zainon Ismail)的「鈴鐺」(genta)最為有趣:

Genta (1985)
Senja. Ketika loceng berkerincing dari gelang
sepatu yang kuingat ialah genta kaca yang
diam tersembunyi di almari. Genta kaca. Ya!
sebuah genta kaca yang ingin kudengar bunyinya
yang ingin kutitir selalu. Tapi bagaimana?
Kalau hanya mengganggu orang lalu lalang
di jalan tanpa mereka tahu makna kelinting locengku!

Hei-kaudengarlah loceng yang berkerining
dari gelang sepatuku ketika hujan turun dengan
deras bulan April tepat aku sendiri merentas
jalan pulang dan halaman rumah gelap tanpa
lampu di taman! Ah. Ah.

鈴鐺
向晚。當細碎的銀鈴自靴腕上
響起讓我憶起了靜悄悄藏在
櫃子裡的琉璃鈴鐺。是的,琉璃鈴鐺!
一個我想念它發響
欲經常叩響的鈴鐺。然而怎麼辦?
如果它一味干擾熙攘的行人
而他們又無法猜透我叩鈴的用意!

嗨!且聽我靴腕上輕輕的叮呤呤
當正四月的雨傾盆而灑
而我自個涉水歸去
家中庭院漆黑
沒有燈光!你可知曉?可知曉?

詩中,鈴鐺的聲響就用了kelinting和berkerining這兩個擬聲詞,以馬來語朗誦時極有畫面感。茜蒂翟侬除了寫詩,也畫畫,同時也是馬來文化學者。

還有另一首短詩,是由擅長經營本土現實題材的東姑阿里亞斯泰益(T. Alias Taib)所作,題為「雷霆萬鈞」(genting),莊老師也現場朗誦起來。

Genting (1987)
saat degup bercerai dari jantung
saat pisau berpisah dari sarung
saat belerang memijar dalam gunung
saat dahaga berguling dalam kemarau
saat cahaya berpindah dari siang
saat akar terputus dari pohon

tuhan, jauhkan

雷霆萬鈞
當脈動離棄心臟
當匕首抽出鞘筒
當硫磺在山口翻騰
當飢渴在旱季掙扎
當亮光遷離白晝
當根莖捨棄樹木

上帝啊,且迴避

這裡,詩人用精準的文字,捕捉那道雷霆閃過的霎那。東姑阿里亞斯泰益早期的作品多以其家鄉瓜拉丁加奴(Kuala Terengganu)為題材,書寫當地的人事景物。

華巫交流場域

IMG_20160702_153556另一位與談人吳小保是華社研究中心「楊貴誼與陳妙華特藏室」的副研究員,他則是借用楊貴誼等人的研究與資料,介紹與分享了華人與馬來語的關聯。他表示,一般人認為最早的馬來語詞典,很可能是16世紀隨著麥哲倫航海至馬六甲海峽的意大利人Antonio Pigafetta以拉丁語拼寫;但也有學者推斷,15或16世紀出版的《滿剌加國譯語》這本以漢字拼寫馬來文的雛形字典,書中不見葡萄牙文化影響痕跡,因此有可能比Pigafetta更早,當中收錄了大約400多個詞條。

到了20世紀,不同社群的南來華人也以各種方式促進華馬交流,在華社內部形成了「馬來語場域」,如編輯《馬來語月刊》及《國語月刊》,或如楊貴誼及其妻子陳妙華編華馬詞典。在反殖及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50至60年代,不少左翼份子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然而他們在扣留營中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設立「國語班」,甚至創作及翻譯作品。即使是華人之間在日常生活中也用馬來語來交談。他們將扣留營視作抗爭的場域。

為何要翻譯?每個年代似乎都有每個年代的理由。自1967年國語法令頒布及1969年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後,部分華人將馬來語視為馬來霸權的符號,採取抵抗的態度,這和70年代以來的政局發展有關。莊老師提及,學習馬來語或以馬來語創作/寫作,實還看個人的政治意願。

「翻譯馬華」(指將馬來作品翻譯成馬華,或馬華作品翻譯成馬來)的雙向交流,在馬哈迪時代似乎出現斷層現象。莊老師建議,翻譯計劃必須有長期的規劃,而非對應性的,需要什麼才翻譯什麼。他舉例,有關社會科學類的馬來書籍,往往皆是華社有興趣的課題才會翻譯,如馬共歷史。他認為,需要長遠的規劃及累積,才能真正將語言的局限變成了解的契機。

《西崑山月:馬來新詩選》可在吉隆坡商務書店購得。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業餘者臉書有關翻譯馬華的貼文:
https://goo.gl/uaFI0f
https://goo.gl/mzKdms
https://goo.gl/UgZA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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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餘者說02]叛逆影像:法米惹扎14年視覺抗爭之路

叛逆影像的政治抵抗/ 《業餘者》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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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棍張揚,群眾冷漠,但不表示依然堅守抗爭的人就無所作為。2016年6月8日,第二場“業餘者說”請來了法米惹扎(Fahmi Reza),分享他十四年來透過影像介入社會與政治的心路歷程。

13403366_1205369979495461_4893321417738782801_o在此之前,法米因為惡搞納吉小丑图事件,被警方援引《煽動法令》和《通訊及多媒體法令》調查、逮捕,甚至起訴。儘管官司纏身,但似乎無改他不畏強權的態度,依然堅持抗爭到底。連串始料未及的事情,也意外地讓這次的公開演講,引起不少人的關注。

原本安排在週五的演講,因為法米得到怡保出庭,而必須提前至週三舉行。我們向Lostgens負責人協商,也希望能將講台移至更大的空間,以容納更多聽眾。此外,我們還委託了經驗較豐富的朋友前來,協助應付各種突發的狀況。果然,當晚的出席者坐滿全場,還迎來了三位內政部官員全程留守“加持”,還有兩位官員被朋友打發走。

法米熱情而健談,甫抵達現場就拿起麥克風,立刻進入狀態,向所有前來的聽眾打招呼,便滔滔不絕地分享自己的抗爭故事。

政治啟蒙來自龐克

法米曾留學美國,他的政治啟蒙來自龐克音樂。回國後,他曾與朋友組隊玩龐克音樂,他們把政治訴求編進震耳欲聾的吶喊歌聲中,但很快地他發現,不是每個人都能單靠聽覺掌握一首歌的意涵。於是,他決定改用影像介入社會與政治。相對於聽覺與文字,影像跨越語言限制,宣傳的效果更好、更廣。

13415438_1205370022828790_2535110887425203054_o法米從事的影像,主要是海報設計、塗鴉,但不限於圖像,也包括紀錄片、裝置藝術等等。他與國內另一位引起國際聲援的漫畫家祖納(Zunar)不同,後者從事的是政治漫畫。祖納因其推特帖文被控9項煽動罪名。

另外,法米的實踐,多少讓人聯想到在英國同樣靠塗鴉來表達異見的Banksy。Banksy的塗鴉作品,視覺效果強烈而獨特,啟迪並鼓舞了全世界無數塗鴉者的靈魂。當各種媒體因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或純粹自我審查而消音,再也無法承載揭露真相的功能時,四處塗鴉便是讓課題繼續曝光,以及教育群眾的有效手段。

第一次被警方逮捕

法米當晚的呈現生動有趣,全程以多幅插圖,按時間推進,說明自己投身抗爭之路的發展歷程。據他所說,2004年是他第一次被警方逮捕。那時,他跟隨大學生去示威,執法當局非常緊張,派出大量警員嚴守以待。他說:“你們看,我像超人那樣被抬到Bukit Aman警察局,全程腳不沾地,鞋子還被弄丟了。去到警局,警員將我的作品丟到我的臉上。”原來,當時他負責爬到樹上吊掛布條,卻不以為意地大喊:“刀!”,結果就招來手銬鎖上。這些苦澀經歷,在法米眼中都是一次次當權者荒唐行徑的展現,也迎來全場的歡笑。

十四年來,法米的抗爭手段,多元而富有創意。例如,2007年時,也即是2008年政治海嘯發生之前,整個社會的氛圍,依然靜若寒蟬,他便開始嘗試製作短片,放上Youtube。這些作品包括記錄反拆遷運動,回溯1947年全國大罷工(hartal)的《獨立前十年》以及60年代學生運動等,讓人得以接觸到官方立場以外的國家歷史。他也曾親赴泰國,訪問馬共最後一任總書記陳平,以及多位馬共成員,可惜的是,這部《Revolusi 48》一直沒法面世。

他也曾做過一個大膽的行為藝術,偷偷趴到天橋上,把掛有納吉頭像的大型橫幅裁剪下來,轉換成裝置藝術作品展出(見下圖),並把整個裁剪過程拍攝下來。2012年全球“佔領”運動延燒,法米也和一群友人佔領了獨立廣場一個月,嘗試以參與式民主的方式模擬議會辯論,他也在佔領活動中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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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小丑圖再成焦點

13317063_1025725934129507_76026543454433552_o今年,他因不滿首相涉及一馬公司的貪腐醜聞,而總檢察長更宣布納吉“清白無罪”,法米開始惡搞納吉小丑圖,並打出標語:我們都是煽動者(#kitasemuapenghasut)。過去法米曾多次以畫筆聲援其他人,如今人們也以各種方式聲援他。

演講超時結束,但在這之前,法米做了這樣的總結:“他們(執政者)想要我離開,就像他們不時就叫華人滾回中國那樣,但我有權留下。他們要我們感到害怕,我就要挑戰他們。我只是一個平面設計師,我只是用盡我所會的一切來抗爭。"

這樣的總結非常到位,各盡所能,莫忘初衷,恰恰就是就是現實社會最缺乏的應有態度。可發現法米極度不滿掌權者恣意行駛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不斷強調“反抗”的重要。

法米作為藝術家、導演、社運分子、歷史研究者,這些標籤與身份或許僅是代號與媒介,而背後支撐他14年抗爭路的理念,更是不斷質疑、不斷向權威挑戰。

注:【業餘者】尊重法米不錄影的要求,因此沒有提供現場影片,敬請垂注。

以下轉貼法米的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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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米去年創作的《大馬政客ABC》(ABC Politikus Malaysia)填色冊,書中以26個英文字母,分別形容26名大馬政治人物,揭穿他們的嘴臉。圖(左到右):獨裁者馬哈迪、自大狂林吉祥、大貪官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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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濫權事件頻仍,真相卻無法水落石出,更妄論推動體制改革。這則海報呼籲人們出席反對警察濫權的示威。

 

[業餘者說01] 魏月萍:知識份子和民眾的思想難題

寄語新起點/《業餘者》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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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很快又過了一大半,下半年伊始,卻是微型組織《業餘者》籌辦首個公開活動的日子。這一天,我們特意請來了剛好返國度假的魏月萍老師,過來對大眾作公開分享,題目為“知識分子與民眾的思想難題”。魏老師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教授。據她當晚的說法,今年已是在新加坡任教的第十三個年頭。

當晚,承蒙各方的支持,出席者坐滿整個會場,算是一個好的開頭。除此之外,現場還設有小型二手書攤,是由三位發起人各自捐出數十本各類型人文社科類書籍,供與會者選購,所有籌得的費用,將全數用作日後活動的經費。

講座一開始,魏老師便提到,距離上一次在馬來西亞公開演講,已是十六年前和朋友共同創辦《民間評論》雜誌的時候。對此,魏老師不無感概地提到,現今的馬來西亞,不同的團體組織各自籌辦不同的活動,但卻沒有人再創辦文化批判類的思想雜誌,可謂是現時的一大遺憾,背後的原因也值得大家深思。

對於《業餘者》的成立,魏老師說道:“我很喜歡這個名字。這是從薩依德那裡借過來的概念,讓人聯想到擾亂者,用讀書或是評論的方式干預體制。對於現有體制的各種限制,業餘者這個平台,可以嘗試提出問題。”

沖繩反美軍基地的經驗
13268403_1197993330233126_8100022960916862347_o這次的演講,魏老師特意向在場的觀眾介紹了自己最近幾年,由於參加亞際書院(Inter-Asia School),有機會走訪沖繩等地,見識當地多位學者、知識份子,如何有機地將知識與行動相互結合,積極地介入當地抗爭運動,長期堅守反抗美軍基地的事業。

日美是同盟國,在外交方便,日本必須依賴美國的保護,所以在外人看來,沖繩的抗爭,根本不會有實際的結果。因此,見到當地幾乎全民投入,日常化而且非常講究秩序的抗爭活動,對魏老師而言,衝擊不小。沖繩的經驗,值得讓人回頭設想我國的處境。為何沖繩人可以鍥而不捨地見義而為,在我國則做不到?

反思知識份子的作用

針對馬來西亞的困局,魏老師認為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體現在一般民眾普遍對知識份子都不太信任。魏老師說道:“人們會問,現在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知識份子還能發揮什麼作用?不過,其實知識份子跟民眾的關係未必是對立的。”

至於我國所面臨最嚴峻的問題,當屬環境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相信又跟我國的社會運動跟政治運動長期重疊,各個政黨卻又有自身的議程,所以不見得會把公民最為重視的議題放在首位。經過多次的大型社運,我國社會的力量被釋放了出來,但現在卻不知道該如何凝聚起來。

有關我國的困局問題,魏老師補充說:“回到新馬,我一直在想,到底知識分子還有沒有能力提出問題?現在,大家可能都有很強烈的無力感,但如果要嘗試提出問題,我們又需要怎麼樣的國際觀呢?”

對於知識分子的責任,魏老師認為要把自身的“公民性”,跟“公共性”鏈接起來。也即是說,知識分子應該走進群眾,甚至向群眾學習,而非無所作為,並應該幫助拉近大眾與公共議題的距離。

新加坡民間活動的變化

13268078_1197993350233124_1389432674809181929_o魏老師在新加坡任教多年,對於當地的情況,自然會有不少深刻的體會。魏老師說道:“剛到新加坡時,在那裡待了一陣,我曾經把話講得很重,認為這裡根本沒有知識分子。後來,我接觸到一些在劇場活動的朋友,他們極力地把官方以外的歷史流傳下來,我認為他們在做的事,就是知識分子該做的事。”

據魏老師的說法,這幾年來,新加坡的民間活動,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值得一談。魏老師觀察到,現在的新加坡人普遍上都認為,新移民剝奪了他們在地人的資源,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以前,很難想像新加坡人會站出來舉行抗議集會,但現在卻有不少當地人挺身反對政府的690萬人口白皮書,還有紀念“冷藏行動”大逮捕50週年。

兩年前,也曾舉辦過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活動。此外,當地人也捍衛佔新加坡三分之一人口的外國人也應該享有公開發言談論政治的權利,抗議政府規定外國居民必須對當地議題噤聲的限制。這些情況,都說明了現在的新加坡民間,已有非常不一樣的面貌。

這是一場期望與會者可以跟主講者有更多交流的活動。因此,會上許多的話題,都旨在提出疑問,作為大家找尋解答的可能方向,而非直接提供明確的定論。這樣的嘗試,多少有別于一般華社團體舉辦的講座活動,公眾不見得一時間就能適應得來。這樣的模式,究竟可以走多遠,或又能企及那些效果,對《業餘者》而言,一切都只能在摸索中探尋方向。

(注:以下為未刪減的現場錄影,前面10分鐘為《業餘者》及魏月萍老師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