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知識分子論:薩依德與阿拉塔斯

【文:蘇穎欣】原刊於燧火評論(上篇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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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當代知識分子時,所指涉的是什麼樣的個人,或是群體?我們是否可以更深刻的問:馬來西亞有知識分子嗎?

不少剛踏入學術圈的研究生對以上問題十分疑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算是知識分子。在知識領域中探索時,剛開始興致勃勃,衝勁十足,各家各法都欲涉獵一番,期望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時間長了,免不了自我審視且質疑一番:一直專研在一個專業領域裡,我到底做了什麼?接著,對於在論文中把自己的研究目的和意義寫得太冠冕堂皇而心生愧疚,心想:這本論文要是真的那麼有意義,最後除了指導教授和評審委員以外,還有多少人會仔細閱讀呢?這也是不少社會實踐者指責學者關在象牙塔不(想)了解外面世界的箇中原因。另一方面,在現實抗爭現場衝得很前的行動者,卻可能因缺乏深刻反思與知識累積,而忽視了權力結構的問題癥結,則僅能著眼於表面問題。

這大概就是知識探索和知識實踐的一體兩面。同時我們不禁得思考,操作知識的人們是否就理應是「知識分子」?而這是否必然是褒義的用法?值得進一步釐清。這幾年讀到不少問學心得、社會實踐者自白或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覺得有兩本論知識分子的專書很值得一讀。第一本,毫無疑問的,是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 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此書中文版由臺灣學者單德興翻譯。單老師是中文世界譯介薩依德的第一人,為了翻譯此書還親赴美國訪問薩依德。《知識分子論》總結了薩依德長期在政治、文化和文學的系列反思,由幾篇1990年代發表於英國的演講稿延伸而來,因此比起薩依德其他著作顯得淺白易懂。另一本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有關知識分子的論述,則是馬來西亞已故社會學家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的《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此書是作者自1950年代起開始關注知識分子問題而發展開來的論述,不停扣問的核心問題是:馬來西亞是否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a group of functioning intellectuals)?阿拉塔斯的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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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依德的夫子之道

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依賴的是一種意識,一種懷疑、投注、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而這使得個人紀錄在案並無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知識分子論》頁71)

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薩依德於英國佔領期間就讀於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後赴美國取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並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美及比較文學至2003年病逝。長期關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的薩依德,以其《東方主義》一書聞名,為後殖民論述奠基,促成了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以文學研究起家的薩依德,視1967年六日中東戰爭為其人生轉捩點,自此原來截然不同的學術和政治二合為一,他也開始熱切關懷及參與巴勒斯坦政治,大肆批判以西方為主導的本質主義政策及論述。「1967年以後,我非復昔日之我」他這麼說。我們可以斷言1967年是薩依德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起點。特立獨行的他常因對權勢直言不諱而成為爭議性人物,甚至遭到死亡恐嚇。晚年罹患血癌的他卻依然教學寫作及發表演講,更加快了出版專著的腳步,與時間和病魔頑抗。另外,他還是位多才多藝的鋼琴家和樂評者,曾與猶太裔音樂家巴倫波因(David Barenboim)對談,並攜手創立東西合集管弦樂團,藉由音樂促進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相互了解。在以巴及伊斯蘭問題持續僵化的今日,世人更加懷念這位勇敢無懼的知識分子。

由身體力行的薩依德撰寫《知識分子論》,自然最適合不過。此書論及知識分子的角色,並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exile)、邊緣人(marginal)、局外人(outsider)、業餘者(amateur)、攪擾現狀的人(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以及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他首先梳理了歷史上對「知識分子」的用法,發現一直以來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主要用於負面,讓人聯想到「象牙塔」和「譏諷」。而他也舉出兩個對知識分子的對立描述。第一個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他將知識分子區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普遍堅守不變的工作,後者則從專業領域中主動參與社會,獲取某個階層或利益集團的支持與贊同(他指的是無產階級),以便能夠引導社會階層的走向。第二個極端的描述則是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的著名定義:知識分子是極少數的菁英,是構成人類良心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顯然在他的理想國裡,大概只有蘇格拉底等少數才智出眾之人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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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翼「知識分子」定義歧異

乍看之下,左派和右派陣營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截然不同,而仰賴左派理論的薩依德似乎必定推從葛蘭西而斥責班達。其實並不然,薩依德頗能理解班達的理想。他認為班達眼中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有堅強人格,幾乎永遠處於反對現狀的狀態,甘冒被燒死或放逐的危險,尤其在受到正義的感召時,必「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也因此,這樣的人數量必定不多,只能是少數從高處發聲的清醒的人。另一方面,薩依德雖肯定葛蘭西的主張,卻也點出葛蘭西理論中危險的一面:知識分子可能會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自己能幹的本業。因此他堅決主張知識分子的「公共性」,但這個公共並不是要取悅大眾,反而是要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不輕易被任何集團收編,從而代表且提醒那些被遺忘的普遍原則,如自由與正義的議題。對薩依德而言,一己的知識分子(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

因此,他強調知識分子的代表在行動本身,如何以語言介入,並發展出一種知識分子的抗拒意識(a resistant intellectual consciousness)。「抗拒」或「對抗」是薩依德不斷覆述的概念,在面對權勢時如何以行動發揮對抗作用,是他秉持的積極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他的確也做到了。這或許就是薩依德不滿意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原因,他認為傅柯將權力結構和系統放大審視,卻不關切人民如何對抗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力量,導致那對抗模式和過程都被忽略了。對薩依德來說,知識分子必須永遠和無人代表的那裡站在一起,永遠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權勢說真話。

薩依德所主張的知識分子,也因此永遠是處於對抗狀態的流亡者和邊緣人,如愛爾蘭小說家綏夫特(Jonathan Swift)、印裔英國小說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等。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業餘者,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是指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興趣和良心去從事知識工作,且不受限於狹隘的「專業」或某些行業的標準束縛。薩依德的朋友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是業餘者的代表人物,其涉獵的知識領域超越了語言學、社會科學、哲學、心理學等等,也是當今最受推從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不說自己是某專業領域的「權威」,因為權威是嚇唬外行人用的,從不旨在促成爭議和辯論。

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薩依德這麼提醒著,他們和自己的時代有象徵關係。這意味著,歷史有其特殊性,當理論或觀念旅行到另一個地理時空,必定經過轉化並產生新的意義。當我們在中文世界或是馬來西亞談知識分子,又引發另一番自我反思與對照。中國有士的傳統,值得進一步思考其衍變。而在馬來西亞,卻似乎尚未積極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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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塔斯與他的時代

許多人不知道,民政黨(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的創黨人除了林蒼佑以及幾位前勞工黨人,還有一位馬來教授──阿拉塔斯。他1928年出生於印尼,後赴荷蘭接受教育,馬來亞獨立後任職於國家語文局及馬來亞大學,60年代起任教於新加坡大學馬來文系,也在1968年和林蒼佑、陳志勤等人創立民政黨,並任黨主席。1969年大選中,民政黨大勝並奪得檳州政權,卻在513事件後不久在林蒼佑的領導下加入了執政聯盟。阿拉塔斯於是在1972年退出民政黨,協助社會正義黨(Pekemas)的創立,後來該黨無疾而終,阿拉塔斯離開政壇,重返校園。在新加坡任教至80年代後回到馬大任校長,最後任職於國民大學,並於2007年病逝。

阿拉塔斯長期關注貪腐社會學、殖民主義等問題,他顯然在5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反殖獨立運動興起之時就已經熱切思考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他最著名的作品(據他的同事賽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所說,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便是《懶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1977),彼時後殖民研究的扛鼎之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還未出版,薩伊德之後更在其著作《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引用阿拉塔斯的這本書。《懶惰土著的迷思》探討西方殖民者將殖民地土著視為懶惰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展示了殖民者如何將此意識形態嵌入,並成功讓所有人(甚至是當地人本身)都信服。這種「殖民資本主義思想」形塑土著不「辛勤」工作的形象,其實是從殖民者的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建構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形象可能是當地人最早反抗歐洲殖民入侵的一種形式。從中,阿拉塔斯也將部分責任歸咎於怠惰的知識分子(indolent intellectuals),因為他們竟然買了殖民者的帳,不加以思考和反駁就繼承了這種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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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1977)即是由此脈絡展開,他以自己較熟悉的國家為切入點,如印尼、菲律賓、印度、埃及等,而馬來西亞則是他最主要的論述資源。他指出,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是,馬來亞得以取得獨立,並非經由知識分子領導的革命,而是毫無對抗的直接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的政權。印度的泰戈爾和甘地,菲律賓的黎薩(Jose Rizal),以及穆斯林改革者阿富汗尼(Jamaluddin Afghani)都是傑出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們領導的運動成功喚醒了大眾,並深刻反思了整個民族的思想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阿拉塔斯強調的並不是獨立的單一知識分子,他認為真正影響民族及國家的是一個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群體。即使如黎薩和阿富汗尼等傑出知識分子提出了革命性的想法,卻沒有人發展和延續他們的思考,以致知識實踐困難。

《精神革命》:不及格的知識生產

馬來西亞的狀況則更糟。獨立時期的聯盟領袖僅通過「協商」即取得了國家主權,在行動和思想上卻從未審視過殖民者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阿拉塔斯舉了個例子,即巫統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集結了14位「知識分子」的力量所撰寫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 1971)。這本由時任首相的敦拉薩执筆作序的「大書」,旨在勸導馬來民族要改變懶散的態度,以便能在經濟和專業上進入現代化時代,不落後於他族。阿拉塔斯認為,這部書是一本漏洞百出的完美傑作(perfect masterpiece of defects),完全是本不合格的知識生產。作者們除了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殖民者對懶惰土著的偏見之外,還在多處暴露了他們的短淺眼光和薄弱思想,例如把古代英雄塑造成身騎寶馬手持利劍和盾牌的戰士形象(馬來民族可有這樣的英雄?),或是斷定馬來語裡沒有的某些詞語即代表馬來民族沒有這個概念(如「發明」、「主動」等),還誤用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說等等。阿拉塔斯認為,這部書揭露了一個悲劇:馬來西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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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塔斯於是提出了一個概念:愚昧主義(Bebalisma),他覺得此馬來用語更能貼近他對這種現象的想法。愚昧主義是一種態度,表現出無知、執著的頑固(而不是執著的努力)、怠惰以及冷漠。他認為《精神革命》的作者就是奉行愚昧主義的代表,他們專制的以自己的邏輯行事,毫無反思。愚昧主義是心靈的寄生蟲,有知識的人往往也會受到愚昧主義的遮蔽,常常無意識的行動,或是被引導而成狂熱分子。阿拉塔斯雖將愚昧主義者視為知識分子的對立面,但從他引的例子來說,這兩種群體往往不是非我即他的存在,而是共存的。如蘇聯小說家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所描寫的曖昧角色奧勃洛莫夫(Oblomov),雖出身貴族,且善良、正直、對現實不滿,但卻總是猶豫不決,從不行動或參與任何具體工作,在小說的前一百頁他半步也沒離開房間。後來有人直接用Oblomovism來形容這類聽天由命的怠惰之人,雖滿腦子抱負理想卻始終踏不出自己的房間,令人讀了心有戚戚焉。

這也是知識分子所面對的難題。到底要如何走出生命的舒適區(這包括知識上的飽滿以及生活物質上的滿足),去締造一個有危機意識的時代?薩依德強調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形成尷尬、對立與不愉快。知識分子並非僅在危機狀況中挺身而出,而是要去創造一個危機的狀況。這當中除了向外延伸的部分,也包括了自我批評和檢視,甚至是自我否定。知識分子屬於他的時代,阿拉塔斯在50年代就開始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當時他宣稱馬來亞沒有一群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70年代出版《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時他再次以實例佐證二十年前的論點。在2015年的今天,距此書的出版已快四十年,我們又能以甚麼答案來回應阿拉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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